五十六、管理者從梁啟超的《新民說》中能學到哪些東西
中國近代是一個中西交彙、新舊雜糅的曆史時期，時代對知識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梁啟超在政治、文學、思想、學術等領域有顯著功績，對中國近代曆史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關於他的生平，梁啟超自己的一段話最能概括：餘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穀。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餘生九年乃始遊他縣，生十七年乃始遊他省，猶了了然無大誌，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餘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為19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顛蕩、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曆史境遇中，自覺擔負著時代的使命，以他的“文”去啟蒙尚在混沌中的中國人。梁啟超身上交織著學者與政治家的雙重特征。他的為文，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而他的政治，卻以文字為工具，不管為文為政，其終極目標皆為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梁啟超是一位了不起的近代啟蒙思想家。
梁啟超1873年生於廣東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自小聰明穎慧，17歲中舉。後接受康有為的維新思想，開始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提倡引進西學，變法圖強。戊戌變法後，梁啟超逃往日本，更加自由地吸取西學，思想發生新的變化，開始廣泛介紹資產階級政治、哲學、經濟、教育和文學藝術，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民權思想，對開闊中國知識界的視野，啟發中國人的民主意識都有重要貢獻。辛亥革命後，梁啟超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放棄政治活動，全力從事教育文化事業。在此之後，梁啟超的貢獻多在對現代學術事業的建構上。
梁啟超一生以“善變”著稱，自稱“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社會形態尚未定型，一切都在隨時變遷。但始終不變的是他的啟蒙理想，他認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一個國家獨立於世界，在於其國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都能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因此梁啟超啟蒙的主旨是塑造近代社會的理想人格形象，新的人格形象首先在於根除國民的奴隸性，培養國民新的近代精神。
《新民說》是梁啟超政論著作的代表，其主旨是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把這個巨大落後的民族改造成一個先進強盛的新民族，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進民族相匹敵，成為新民。
胡適認為，《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中國最缺乏而最須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品德，是政治能力。梁啟超抱著滿腔的熱血和忠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曆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
梁啟超對民族主義有深入的思考，提倡政治民族主義。《新民說》中有許多與自由主義相接近的觀念，比如關於個人的權利、個人道德自主性、人性中的幽暗意識、市民社會觀念等。梁啟超將這些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放在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敘事脈絡中加以論述，形成了中國自由民族主義的最初形態。
在日益急迫的亡國危機之下，梁啟超對縹緲的大同理想越來越疏遠。1902年發表的《新民說》，是他從天下主義走向國家主義的一個標誌。在《新民說》中，他明確表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義理想，隻是“心界之美”，而非“曆史之美”。因為競爭為文明之母，競爭停止了，文明也就停止進步。世界主義的理想雖然美好，但在現實世界缺乏可行性。因為大同理想即使實現了，也會因為人性上的原因複歸競爭，而到這個時候，由於沒有國家，反而使得競爭回到低級的野蠻水平。梁啟超的結論是：“故定案以國家為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為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