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製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麵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熙寧五年頒行方田均稅法。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9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定稅額。丈量後，到次年三月分發土地帳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典賣割移，都以現在丈量的田畝為準，由官府登記，發給契書，以限製官僚地主兼並土地，隱瞞田產和人口。
此外，還有軍事上的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
王安石變法，確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富國的目的達到了，強兵的願望也一定程度上實現，然而由於用人不當，在新法的推行過程中出現了與民爭利，甚至侵害百姓的事情，官僚富商的利益也受到不小的觸動，一些地方民怨沸騰，士人官員或為一己私利、或為民請命，向神宗控訴新法不便，反對新法的浪潮此起彼伏，王安石麵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麵對這種局麵，王安石沒有積極冷靜地分析變法的利弊、施政的輕重緩急是否得當，執行人員是否人當其責，也沒有積極與反對派溝通，消除彼此的隔閡誤會，而是抱著“天變不足恤，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執拗心態，與廣大士人抗衡，甚至不惜對異己者打擊報複，像司馬光、蘇軾、程頤這樣的賢達名流，有的之前和王安石還是好朋友，卻因為對新法持有異議而遭到排擠，蘇軾更是一貶再貶，飽受流離之苦。
這種一意孤行，甚至排擠異己的做法，其實無益於新法的推行。新法雖然有很多良法美意，但是王安石在推行的過程中任人不當，注重才幹而忽視品質、理想、信念，變法派內部良莠不齊，加上王安石老是聽不進別人的勸誡，致使新法的弊病越來越多，最後導致人們對新法信心盡失，投身新法推行的人又多是投機鑽營之徒，他們隻能使新法越來越背離初衷，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反感。
五十、朱元璋以重典馭臣的曆史教訓有哪些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以剛猛治國，實行嚴峻刑法，搞得朝中上下人人自危，稍有不慎，就遭橫禍，那些幫助朱元璋打下江山的開國元勳更是因此不得善終，遭到朱元璋的血腥屠殺。
皇太子的老師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為出眾的人物，曾被朱元璋尊為“聖人”，來往宮中就像是朱元璋的家人一樣，卻因為自己的孫子牽扯到胡惟庸案中而淪為階下囚，被貶到窮困的蠻荒之地，沒幾年就死在那裏。劉基是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對明王朝的功績和諸葛亮對蜀漢王國的功績不相上下。功高震主，雖然劉基本人謙虛謹慎，甚至準備隱退，但他的高度智慧還是不能見容於朱元璋，最後朱元璋將其毒死，然後嫁禍於胡惟庸。
李善長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謀臣和功臣，和朱元璋都結成了兒女親家，但朱元璋對他還是耿耿於懷，必欲去之而後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和胡惟庸聯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長的私親）告發李存義曾串通胡惟庸謀反。獄吏對李存義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過，隻好按獄吏的主意（實則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認”是奉了李善長的指使。而朝廷大臣，迫於皇帝的威嚴，在皇帝的蠱惑之下，都彈劾李善長，說他大逆不道，一樁“謀反案”就這樣炮製出來。此時朱元璋還要故作姿態，說李善長是大功臣，應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象有變，隻說此次占星，應在大臣身上，須加重罰，此話正中朱元璋下懷，他順理成章地下了一道嚴旨，賜善長自盡。此時李善長已七十七歲，所有家屬七十餘人，盡行處斬。隻有一個兒子李琪，因為是臨安公主的丈夫，得免於死，被發配到江浦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