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從《貞觀政要》看唐太宗有哪些高明的管理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649年），是唐朝第二代皇帝。唐高祖李淵的次子。隋末，李淵、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將亡，於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在晉陽起兵，接著南攻霍邑（今山西霍縣），西渡黃河，攻取長安（今陝西西安）。在唐朝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李世民軍功甚多。他首先打敗了據有金城（今甘肅蘭州）一帶的薛舉，迫使舉子薛仁杲降唐；接著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勢力南攻河東的劉武周、宋金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打敗竇建德，消滅夏政權；同時迫使盤踞洛陽的王世充出降，鄭隨之滅亡，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世民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功業超過建成和元吉，但身為次子，不能繼承皇位；太子建成亦知世民終不肯為人下，於是以世民為一方，以建成、元吉為另一方，展開了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建成、元吉，逼唐高祖李淵退位，自己稱帝，是為唐太宗。次年（公元627年）改元貞觀。
唐太宗即位後，懾於隋末農民起義的威力，居安思危，任用賢良，虛懷納諫，實行輕徭薄賦、疏緩刑罰的政策，並且進行了一係列政治、軍事改革，終於促成了社會安定、生產發展的升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唐太宗治國的方略大多記錄在《貞觀政要》一書中。
《貞觀政要》，共10卷40篇，8萬餘言，作者是唐代史學家吳兢。這部書以記言為主，所記基本上是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關於施政問題的對話以及一些大臣的諫議和勸諫奏疏。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貞觀政要》是一本實用的帝王教科書，是曆代帝王施政行事的參照係，是現代企業管理者很有必要仔細研讀的經典圖書。
君主是國家政權的關鍵，所以開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討了為君之道。為君之道，必須先安撫百姓。如果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那就如割自己大腿上的肉來吃，肚子雖然飽了，但人卻死了。因此，想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世上沒有身體正而影子歪曲、上麵政治清明而下麵混亂的道理。對現代企業來說，安民與修養自身也是一個合格領導者的必要條件。
在書中重點記述了人才使用問題。唐太宗對用人有較深刻的認識，他一再強調“為政之要，唯在得人”（《貞觀政要·崇儒》），在這主旨下，《貞觀政要》提出了人員的識別與任用標準。《論擇官》中這樣寫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
要精當地看人識人，對領導自身也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要求對下屬要充分信任。“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貞觀政要·政體》）。倘若君臣相疑，不能坦誠相待，那就是國家的危害及不幸！
其次，要任人之長。“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將無棄才，明主無棄士。”聰明智慧的人就采納他的謀略，平常的人就使用他的力量，勇敢的人就利用他的威勢，怯懦的人就看重他謹慎的地方，沒有明顯表現出智、愚、勇、怯等現象的人，就善加利用。所以說，優秀的將領手下沒有棄才，明智的君主手下沒有棄士。
再次，人員要精當。“當須更並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貞觀政要·擇員》）。認為人員精簡並各當其職，這樣就能實現無為而治了。
在此基礎上，對人員的賞罰也是《貞觀政要》討論的重要主題。
正如日本學者山本七平所言，“《貞觀政要》的內容蘊含豐富的哲理，每一篇都能作為現代工商企業團體經營管理的圭臬，也可以作為企業最高經營者研究讀書管理哲學、檢討事業成敗的題材”。
四十八、武則天的管理手段有哪些
武則天是中國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為了攫取權力，她苦心經營，甚至不惜離棄骨肉，名聲似乎不大好。然而如果拋卻了道德層麵的虛霧，客觀地審視這位女強人，平心而論，她是一個高明的皇帝和領導者。
首先，武則天選拔人才不拘一格，寬進嚴出。武則天通過各種途徑扶植庶族地主官僚，從中搜羅更多的有用之才。為此，她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撫使到全國各地尋訪薦舉可用的人才，經由存撫使薦舉的人員，無論有沒有才能，都加以試用，才高者試用為鳳閣（中書）舍人、給事中，稍差一點的試用為員外郎、侍禦史、補闕、拾遺、校書郎，官員試任製度從此開始。二是準許官吏和百姓自己推薦自己，此舉既可避免薦舉有所遺漏，也為平民百姓提供了平等的做官機會。三是進一步發展以鄉貢即由州縣保舉為主的科舉製度，不僅考試科目增多了，而目錄取人數也大為增加，平均每年錄取人數，比起唐太宗貞觀年間增加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