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虧損王背後的“政策性邊界”？
視野
作者：金岩石
2012年，中國經濟將納入曆史記錄的財經事件之一是兩大虧損王：其一是幹散貨“船王”魏家福，其二是太陽能“矽王”施正榮。這兩個人都曾先後榮登央視年度財經人物的頒獎台，如今一個沉默寡言據說已被限製出境，另一個風采仍在博鼇論壇慷慨陳詞。
虧損責任誰來擔？
每個行業都有盛衰榮枯，一旦全行業發生係統性風險，行業領袖級公司自然首當其衝，虧損並非是見不得人的糗事，關鍵是虧損責任由誰來承擔。有限責任製公司在製度上就是鼓勵企業家挑戰風險，風險財富具有無限的空間。而企業家就是主動承擔風險的人，較之天性厭惡風險的芸芸眾生而言，企業家是商業社會最稀缺的生產要素。管理的職業化改變了人們評價企業家的標準，企業一旦成為公眾企業，評價標準中就多了一個公司市值。但市值並不代表企業的盈利能力，而是企業作為商品的價值，更多代表的是企業的融資能力。因市值背後是投資人的信心和資金，經營性虧損引發市值下降，承擔虧損的是投資人。
投資人虧慘了，理所當然要討個說法，魏家福的回答是：“黨中央國務院認可中遠”，還說，證監會的ST製度不合理！股民憤怒了，心裏說：我們虧錢和黨中央國務院有啥關係？你魏家福究竟是什麼人？證監會沉默了，心裏說：中國股市ST製度是一把尺子量千家，怎麼輪到你魏家福的中國遠洋就不合理了？也有人不以為然，心裏說：這就是中國特色，魏家福在骨子裏是官員，而非職業經理人。無論人們怎麼想，魏家福的委屈說明，中國遠洋巨額虧損應該另有隱情。中國經濟是全球進出口第一大國，而在進出口貿易中舉足輕重的中國遠洋卻虧損累累，兩年間把公司的淨資產賠掉了近三分之二。
市場的“政策性邊界”在哪兒？
2011-2012年，虧損是全球海運業的普遍現象。不過，2011年中國遠洋虧損114億美元，超過了同行業四大公司的虧損之和（中海集運虧27億，馬士基虧6億，韓進航運虧5.5億，韓國現代商船虧3.2億）！相比之下，2012年其虧損還不算太慘！全年虧了95.6億元！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魏家福為何如此傲慢，更難理解的是其所言“黨中央國務院認可”，似乎隻能理解為中國遠洋的虧損中包含著政策性虧損。
政策性虧損是中國特色之一，說明中國遠洋的經營背後有政府的有形之手，或者說是所謂的“社會責任”。無獨有偶，在太陽能產業的世界“矽王”施正榮的身後也有政府身影，如施正榮所言：“在尚德的發展過程中，無錫市政府像保姆一樣提供服務，像導師一樣給予指導”。在中國遠洋背後，政府至少還有一個出資人的身份，因為中國遠洋是國有控股企業。施振榮的尚德是民營企業，政府又當保姆又當導師，現在又不得不當債務清償人！為什麼？
無錫尚德是江蘇省政府的標杆企業，尚德模式曾經在全國各地廣為傳播。2006年，施正榮以23億美元的身價榮登中國首富寶座，無錫市政府的政策取向似乎也無可爭議地獲得了認可。然而在尚德債權人會議上，無錫尚德所欠的71億元債務擺在了桌麵上，如果不能追索施正榮的個人資產，這筆債務就將由銀行或政府“埋單”，此時此刻，債權銀行身後的股東和政府身後的納稅人又將作何感想？
公眾公司是商品化的企業，股票市場是投資人的市場，如果公眾公司必須承擔政策性虧損並接受政策性引導，公司的虧損就應該有與之相對應的政策性補貼。從兩大虧損王的案例中，人們應該反思的是一個經濟概念：政策性。如何界定市場的“政策性邊界”？如何才能使公眾公司走出“政策性”的陰影？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責任編輯：孫春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