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下屬應當準確地掌握上級的長處和短處以及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盡量揚長避短，使上級不但願意而且能夠有效地支持下屬的工作。運用有效的方式方法，使上級了解你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理解你的戰略意圖，這是上級願意幫助你的心理基礎，應該準確地測出上級在宏觀上的指揮思想和戰略意圖與自己在微觀和局部上的指導思想和戰術意圖存在著多大的“認識誤差”和“行為誤差”。在此基礎上盡量提出使兩者趨於一致或基本接近的可行性方案，這是上級能幫助你的又一個重要環節。
6.功成之後要有退避之心
“領導警語”
貪心於獨攬大權的人，不會把事情分給別人做。（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
——《墨子·尚賢中》
領導者建立功勳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使自己的事業得到更大的發展。但是當你的功勞已足夠大，你的地位已足夠高，並有可能威脅到上級的權威和地位時，麵對似乎十分光明的前景，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有主動退避之心，否則就有可能惹禍上身。
正反兩方麵的例子都有不少。
春秋末年，越王勾踐在範蠡和文種的輔佐下，苦身勞力二十年，深謀遠慮，終於滅掉吳國，而且兵臨中原，號令諸侯，成為霸主。滅吳之後，越國君臣設宴慶功，群臣皆樂，惟獨越王勾踐麵無喜色。機警聰慧的範蠡察微知著，立即識破了越王的心思。越王為雪會稽之恥，滅掉吳國，不惜卑身事下，願與臣下同甘共苦，共度艱難。如今大功告成，越王能實踐先前的諾言嗎？我與文種功勳卓著，位高權重，越王對我二人能放得下心嗎？範蠡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的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共安樂。於是他毅然向勾踐告辭，請求退隱。勾踐得知範蠡要辭退，就召見範蠡，對他說：“先生若願留在寡人身邊，寡人願與你共分越國，若不遵從寡人，將身死名裂，妻子為戮！”範蠡當然知道越王的所謂“共分越國”純屬虛語，而“身死名裂，妻子為戮”，越王是肯定做得出來的。於是他回答道：“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事後，範蠡不辭而別，拋棄家業，帶領家眷，駕一葉扁舟，出三江而入五湖。後來定居於陶，成為巨富。範蠡走時，曾投書同僚文種，勸說道：“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種原先對於範蠡的辭職並不理解，認為越王不可能如此絕情，當他看了這封書信後，才如夢初醒，從此他便假托有病，不複上朝理政。果然，越王的猜忌之心日益暴露，心裏不再容得下這位胸藏韜略的謀臣，便派人賜予文種一把劍，說道：“先生教我伐吳七術，我僅用其三而滅亡吳國，其餘四術還藏於先生胸中，請先生追隨先王，試行餘法吧！”文種見所賜之劍，正是當年吳王賜予伍子胥自殺的那把“屬鏤”劍。文種長歎一聲，懷著無比悲憤的心情引劍自刎而死。
與範、文的際遇相似的，還有漢初三傑中的二傑張良、韓信。
在楚漢戰爭中，韓信擁兵數十萬，叱吒疆場，屢出奇謀，戰必勝，攻必克，特別是垓下一戰，一舉擊敗楚霸王項羽，威震海內，名高天下。但韓信不僅不知激流勇退的道理，反而好大喜功，自恃功勞大，以致言行不加檢點。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曾有這樣一番評論：韓信初定齊地，就請高祖封他為齊王，可見韓信之心由來已久。懷著買賣之心侍奉君主，君主知道了你的目的，貨雖已售出，但君主心中已積下了怨恨。“這種以”利相結合的君臣關係是秦漢之際的特殊現象，這種因政治實力和利益關係的結合使君臣之間猜忌和互不信任的情況隨處可見。劉邦對韓信就極不放心，故垓下之戰一結束，劉邦就改封他為楚王。不久，劉邦采納陳平的計謀，借口遊雲夢澤，大會諸侯，一舉擒拿韓信，然後把他貶為淮陰侯。這時的韓信猶不知自省，對漢高祖心懷怨恨，稱病不朝，終於落得被劉邦夷滅三族的悲慘下場。
當然，韓信的被誅殺，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劉邦的猜忌，不能容忍功高權重的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同時也與韓信本人居功自傲、不能謙柔自守有關。
與韓信不同，張良在功成之後能夠善處君臣關係，不僅使自己得以免除禍患，而且對王朝的穩定也有一定的好處。
張良是秦漢之際最出色的謀略家。他輔佐漢高祖，策無遺算，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使劉邦的勢力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最終統一了天下。張良雖被漢高祖稱為“人傑”，卻沒有自恃才高的傲氣，其誌在為韓報仇，而視功名利祿為鴻毛。當天下統一後，高祖以齊地三萬戶封張良，張良婉言謝絕，隻願封為留侯。隨之即以體弱多病為由向高祖告假，表示從此不問世事，願從赤鬆子遊，修煉導引辟穀之術。此後他便閉門不出，不再過問世事。
張良在大功告成之後不圖酬報，引身而退，因此高祖對他毫無戒備之心，始終把他當做最可信賴的人。高祖晚年甚至把太子也托付給張良。張良雖然胸藏韜略，但他心懷坦誠，光明磊落，淡於功名，甘心寂寞，激流勇退，與世無爭，因此始終得到漢高祖的信任。
功成就當勇退
舊時結義兄弟在發誓時，都要說一句“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嚐”。然而富貴後不相忘，不相殘的又有幾人呢？創業時，舉步維艱，他隻有靠著你才能大富大貴，這時待你自然親如手足。但到富貴時，你就成了威脅到他利益的絆腳石，誰讓你勞苦功高呢？所以這時你就必須功成身退，免得遭他暗算。
人往往可以同患難，而不能共享榮華富貴。如果你是個聰明人，就最好有點老實的精神，不貪名，不逐利，更不要與人共富貴。很多聰明人在成功時激流勇退，在輝煌時退向平淡，就表示自己不想再分享別人的富貴，免得從高處摔下來。
而那些不知進退的家夥，當然就難有好下場，這事怪不得別人，誰讓他不識實務呢。
7.與疑心重的上司共事要善於保護自己
“領導警語”
子遊說：“臣子侍奉君主（要按禮節慢慢接近），過於快、過於頻繁，則會招致罪辱。”（子遊曰：“事君數，斯辱矣。”）
——《論語·裏仁》
越是雄才大略的上級往往疑心越重，在這樣的上司手下做事，就要善於摸清他的心理，對症下藥，方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
王翦是秦國名將，頻陽東鄉（今陝西富平東北）人，曾先後領兵平定趙、燕、薊等地。
王翦之先出於姬姓周朝的國姓。東周靈王的太子晉因為直諫而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稱為“王家”，因以為氏，從此改姓王氏。王翦“少而好兵，始皇師之”。王翦用兵多謀善斷。他是嬴政的軍事老師。
秦王嬴政二十一年（前226），在滅亡韓、趙、魏，迫走燕王，多次打敗楚國軍隊之後，秦王嬴政決定攻取楚國。發兵前夕，秦王嬴政與眾將商議派多少軍隊入楚作戰。青年將領李信聲稱：不過用二十萬人。而老將王翦則堅持：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曾輕騎追擊燕軍，迫使燕王喜殺死派荊軻入秦行刺的太子丹，一解秦王心頭之恨，頗得秦王賞識。聽了二人的話，秦王嬴政認為王翦年老膽怯，李信年少壯勇，便決定派李信與蒙武率領二十萬人攻楚。王翦心中不快，遂借口有病，告老歸鄉，回到頻陽。
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李信、蒙武攻入楚地，先勝後敗，“亡七都尉”（《史記·王翦列傳》），損失慘重。楚軍隨後追擊，直逼秦境，威脅秦國。秦王嬴政聞訊大怒，但也無計可施，此時他才相信王翦的話是符合實際的。但王翦已不在朝中，於是秦王嬴政親往頻陽，請求王翦重新“出山”。他對王翦道歉說：“寡人未能聽從老將軍的話，錯用李信，果然使秦軍受辱。現在聽說楚兵一天天向西逼近，將軍雖然有病，難道願意丟棄寡人而不顧嗎？”言辭懇切，出於帝王之口，實屬不易。但是王翦依然氣憤不平，說：“老臣體弱多病，腦筋糊塗，希望大王另外挑選一名賢將。”秦王嬴政再次誠懇道歉，並軟中有硬地說：“此事已經確定，請將軍不要再推托了。”王翦見此，便不再推辭，說：“大王一定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嬴政見王翦答應出征，立刻高興地說：“一切聽憑將軍的安排。”
秦王嬴政二十三年（前224），秦王嬴政盡起全國精兵，共60萬，交由王翦率領，對楚國進行最後一戰。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王翦身上，親自將王翦送至灞上，這是統一戰爭中任何一位將領都未曾得到過的榮譽。嬴政與眾不同的性格再次顯露出來，他知錯就改、用人不疑的品性，使他再次贏得了部下的信任，肯為之賣命。
受到秦王如此信任和厚愛，對榮辱早已不驚的王翦絲毫沒有飄飄然之感，他知道，秦國的精銳都已被他帶出來了，而如果得不到秦王的徹底信任，消除他的不必要的顧慮，自己在前方是無法打勝仗的，而且他本人和全家乃至整個家族的命運都不會有一個完美的結局。所以，當與秦王分手時，王翦向秦王“請美田宅園甚眾”。對此，秦王尚不明白，他問：“將軍放心去吧，何必憂愁會貧困呢？”王翦回答：“作為大王的將軍，有功終不得封侯，所以趁著大王親近臣時，及時求賜些園池土地以作為子孫的產業。”秦王聽後，大笑不止，滿口答應。大軍開往邊境關口的途中，王翦又五度遣人回都，求賜良田。對此，秦王一一滿足。有人對王翦說：“將軍的請求也太過分了吧！”王翦回答：“不然！秦王粗暴，不輕易相信人。如今傾盡秦國的甲士，全數交付我指揮，我不多請求些田宅作為子孫的產業以示無反叛之心，難道還要坐等秦王來對我生疑嗎？”
王翦不僅會用兵，而且深知為臣之道，他摸透了秦王嬴政的為人品性，所以采取了“以進為退”的策略，以消除秦王對自己可能的懷疑之心。同時，從王翦的話語中可以看出，秦國的製度是十分嚴密的，王翦率領全部精銳遠出作戰，不僅不敢生反叛之心，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秦王表示不反之心。不是不生，而是不能也。秦國嚴密的維護君權的製度，使得任何人不敢造次。
韜光養晦常用常新
疑心重的上司的最大特點就是總怕下屬對自己不利。對此，如果不能離開他，就隻能用韜光養晦的策略保護自己。
韜光養晦是指暫時斂藏自己的才能，隱匿蹤跡，等待時機而動的計謀。韜光，即把才華掩藏起來；晦，隱晦，即瞞人耳目，不讓人知道蹤跡。韜光養晦一詞出自清朝文人鄭觀應《感世危言·自序》，雲：“自顧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擬獨善潛修，韜光養晦。”然而，在我國曆代古籍中，有許多相近的表述。如南朝梁人蕭統《靖節先生傳序》有“聖人韜光，賢人遁世”之說；金人馬鈺《滿庭芳》中有“懷美玉，便韜光隱跡，二十餘年”的語句；《隋書·薛道衡傳》則提出：“韜神晦跡則紫氣騰天。”
韜光養晦作為政治生活中的應變術，主要是應付個人所處的不利的政治環境，保全自身性命，以圖他日東山再起。由於隱藏了自己的本來麵目和真實意圖，可以迷惑自己的政敵，解除對手對自己的戒備，當時機合適時，就可一展個人宏圖。
洪應明先生的《菜根譚》中說：“不是改變操履，而是指人應隱身鋒芒，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不露鋒芒，並不是消蝕鋒芒，而是不要恃才恃權恃財而咄咄逼人，從而使個人更容易被社會、被他人所接受。其實，這也是一種強化自己的學識、才能和修養的過程。學會以此來應變人生。有助於培養自己處理好各種人際關係的能力和技巧，也是放棄個人的虛榮心，踏踏實實地走入人生旅途的表現。
凡事沒有取勝的把握，就不必四處張揚，與其使人早有預聞而有準備，不如突然製勝而使人驚愕不已。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所謂時務，就是客觀形勢或時代潮流。認清客觀形勢和時代潮流，才是聰明能幹的人。人的一切活動都需要借助客觀條件，並且受客觀條件的製約；人要想建立功業，取得出色的成就，更要認清和善於利用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因時製宜，待時而動。落後於時勢，見識狹窄，處處受阻，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反之，客觀條件不具備、不允許的情況下，不講究策略，不善於韜光養晦，一味地硬拚蠻幹，英雄倒是英雄，然而卻可能一事無成，或於事無補。這也就是韜光養晦在領導者與上司相處過程中應變中的積極意義。
8.適時顯示作為一個男子漢的剛性
“領導警語”
當官處事應當公平、正直和無私，是非毀譽都不必顧慮。總是想方設法依從他人的願望，使人人都高興滿意，則必定失去了公正的原則，這種做法不是正人君子的行為。隻要自己處置得對，何必顧慮他人那些虛無根據的議論。（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隻令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從政遺規》
與上級相處，如果認為隻靠討好逢迎就能得到賞識，那就大錯特錯了。一般人喜歡聽順耳話不假，大多數上級喜歡下屬服從自己也沒錯，但是在上司麵前唯唯諾諾，沒有自己主見的下屬是沒有人賞識的。相反，如果你是個男下屬，能夠適時表現出作為一個男子漢的剛性，即使惹得上司一時不爽，但他會從心底裏讚識你。
清末，太平軍與清軍相戰兩個月，連占許多地方，李星沅、周天爵、向榮連吃敗仗，相互責罵，束手無策，這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曾國藩於鹹豐元年三月（1851年4月）上疏——《議汰兵疏》，提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加強武備的具體措施。
憑著對清政府的一片“血誠”，於鹹豐元年（1851）四月再上一疏《敬陳勝德三端預防流弊》，鋒芒直指鹹豐皇帝，目的就是要杜絕鹹豐皇帝由於年輕而引發的驕矜之氣和扭轉朝野上下的“惟阿之風”。
奏疏中，他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他認為皇帝的第一樣“聖德”是敬慎。每當皇帝祭祀之時，“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瑣碎之弊病在於，見小而遺大，謹其所不必謹，而於國計之遠大者，反略而不問。他批評鹹豐皇帝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發往廣西的人員安排不當。這對於當時自上而下的避重就輕，塗飾細行，以求容悅取寵的作風，不啻為無情的棒喝。
專製政治的弊病，莫如專製者自智自雄，視天下臣民如草芥。曾國藩洋洋灑灑，痛陳鹹豐皇帝的錯誤，這並非專製皇帝所樂意聽聞的。況且在積威之下，大多數人為保求功名，也決不肯將逆耳之言向皇帝陳述，以免頓罹不測之禍。曾國藩上此奏疏確要擔一定風險。因此，他說：“折子初上之時，餘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但他出於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封建國家的一片赤誠，甘願冒此風險。“蓋以受恩深重……若於此時不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惟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奏折送上之後，鹹豐皇帝披覽未畢，則大動肝火，“怒摔其折於地，立召軍機大臣欲加罪他”。隻是由於大學士祁雋藻一再疏解，才免獲罪。鹹豐皇帝雖降旨褒獎他敢言，命他兼署刑部侍郎，但他的心情卻由此變得沉重。麵對專製政權的淫威，他不得不謹慎處之。一個月後，他在其奏折中表示：“臣材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無汲黯之思誠，但師其憨。”表白其似有悔恨之心情。
什麼樣的人算作男子漢大丈夫？憑拳腳欺行霸市、魚肉鄉裏者不能算，憑權勢作威作福者不能算，平日裏慷慨激昂、遇到事情要麼做縮頭烏龜，要麼像兔子一樣跑得比誰都快者也不能算。隻有那些以大義為重、敢於擔當、勇於任事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漢。曾國藩就是這樣一位外表文弱，氣衝鬥牛的男子漢。
領導者也要有一點氣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周易》中的名言。領導者更需要自強，自強是什麼？是奮發向上、銳意進取，是對美好未來的無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強者的精神之所以可貴，是因為自強者依靠的是自己的頑強拚搏而非其他人的蔭庇提攜。和自己鬥一口氣，就是要甩開別人的攙扶，自己的路自己去走！
靠別人安身立命是沒有出息的。常言道：“庭院裏練不出千裏馬，花盆裏長不出萬年鬆”。
氣性的缺失是當今社會很多汲汲於功利者的普遍狀態。自強的心態，也就成了一個浪漫的理想化的狀態。
有人說人生實際上活的就是一份感覺，這句話不無道理。這種成就感，這種自強奮鬥的快樂，決不是父母、愛人、朋友的贈予所能感悟到的，也不是靠輕而易舉地交換自己的青春美貌就能獲得的。沒有經過奮鬥就享受；靠別人的創造來裝扮自己、追求享受，其實是在自欺欺人。
正因為有種種困難，我們才會去克服，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取得進步；正因為麵臨種種問題，我們才會去解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創新，一個領導者惟有從這種由憂而喜、不斷自強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品味到為官的意義和充滿活力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