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怎樣才能辨別真偽賢才呢？識人難，有識人者與被識人者兩方麵的原因。作為識人者，往往受浮光掠影、情緒判斷、感情用事、固執己見諸多因素的影響。而被識人者又往往有複雜而多變的心態組合，會給辨別賢才帶來困難。盡管如此，識別人才的真偽並不是無章可循的。
一是要不露聲色地旁觀。俗話說的“旁觀者清”這句話有兩方麵的涵義：其一是說識人才者須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可以平心靜氣，比較客觀，比較準確，能超脫地對人才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觀察；其二是說被觀察者隻有在缺少戒備心理，很少以取悅的心態進行“喬裝打扮”時，呈現出來的才是比較純樸的“真容”。一個投機者，對上和對下，其所作所為肯定是大相徑庭、判若兩人。任何一個人，包括那些最偽詐者，他們隻能騙人一時，不可騙人一世；隻能欺騙一部分人，不可能欺騙所有人。以旁觀者的身份對一個人進行客觀公正的觀察時，其耳朵不會被堵塞，眼睛不會被蒙蔽，就會收集到有關這個人的真實信息。
春秋時齊國著名的宰相管仲曾總結出觀人的四條原則：
第一，嫉妒心強的人不可用。嫉妒心人人都有，但若過於強烈，就是嚴重的性格缺陷了。這種人，一不能用公平的眼光看待別人；二不能實事求是地對待自己。
第二，隻知追求眼前之功，不管計策可行不可行的人不可用。隻追求眼前的蠅頭小利，不顧長遠的大利益，這是嚴重的短期行為。
第三，把任何事情都看得過於簡單的人不可用。這種人大多誌大才疏。辦事情的態度極不認真、嚴肅，往往把簡單的事情弄得一團糟。
第四，輕諾說大話的人不可用。這種人接受任務時大包大攬，真正做起來卻一拖再拖，且能尋找種種借口，任何時候都有理由。
管仲所主張的觀人原則，雖然都重在識德，且是幾千年前的經驗總結，但對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二是要麵對麵地直觀。旁觀法識人主要是在旁觀，而麵對麵地直察卻要做正麵接觸，通過直接“交鋒”而獲取對一個人的認識。
諸葛亮是三國時期的思想家，他總結出許多識人的方法。他從“地無常形、人無常性”的觀點出發，主張從穩定的情境中考察識別人，讓其幹事，考察他人。他提出“識人之道”的七條方法，即：對人才提出問題，讓其分辨是非曲直，以考察他的立場、觀點和誌向；提出尖銳問題使其理窮辭少，以考察他分析問題的邏輯性、應變能力和敏感力；就某些重大問題，讓其出謀劃策，看他有無遠見卓識和雄才大略；交與其最艱巨的任務，講明困難與危害，看他的膽識和勇氣；與其開懷暢飲，看他的自我控製力及其品性；讓其幹有利可圖的事，看他是否保持清廉本色；委托其辦事，看他能否如期完成，信守諾言。
諸葛亮的識人方法，實際上是通過觀和行兩方麵來考察了解，達到知人、識人的目的。識人的目的不是隻在於把握表麵的一種現象，而是要把握深潛的本性或原生特征。識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受到識人者、被識人者以及環境關係的複雜影響，是一個需要長期不斷進行信息反饋、修正的係統工程。知人不易，就在於它需要時間和精力，以及客觀條件、主觀因素的多次疊合、印證、再現才能達到目的。
另外，領導知人的目的要明確，不能隨心所欲，想到什麼就觀察什麼。針對性強，才能用心識出所需的人才。同時，要注意保密性，讓對方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中淋漓盡致地表現自己，真正做到“我就是我”，以便領導觀察。
5.以偏概全要不得領導知人識人理應力求全麵。看人要看主流，以他過往曆程中的全部表現作為依據，而不能因為某時或某事上的表現以偏概全。
東周時代，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是一位輔佐君王的奇才。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無知，由周公旦攝政。而成王的三位叔叔——管叔、蔡叔、霍叔，卻企圖陰謀陷害周公旦。他們散布流言，說周公旦圖謀不軌。周公旦為避開讒言，隱居於東，不再過問政事，後來管叔、蔡叔謀反，事情敗露，才使成王懊悔不已，親自迎接周公旦歸來。成王幾乎錯識了賢才。
東漢末年，王莽篡權之前，曾經極力偽裝自己。他裝作謙恭，禮賢下士，經常把家中的馬匹、衣服和銀兩拿出來救濟百姓，以至家中的錢財所剩無幾；同時，他還常常在漢平帝麵前坦言自己克己奉公、誠實待人。當他獲得漢平帝的信任而大權在握時，便露出猙獰麵目，專斷朝政，最後親自殺害了漢平帝，篡權自立，對百姓施予暴政。
識人才既不能一俊遮百醜，也不能隻見不足、不見長處。具體說來要注意兩點：
一是不要以點帶麵。對人才要全麵識別，最忌諱的就是以點帶麵。就是說，看人才要綜合地、立體地看，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隻顧一點，不及其餘。瞎子摸象的寓言當引以為戒：幾個瞎子摸大象，抱著腿的說大象似條柱子，觸著耳朵的說大象似把蒲扇，摸著尾巴的說大象像條蛇，挨著身體的說大象好似一堵牆。盲人之所以都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是因為他們每個人隻觸到大象的一部分，而沒有接觸到大象身體的全部。
說到人才的“才”，使人想到《水滸傳》中的梁山泊首領宋江。由於他在組織指揮、協調團結方麵有才華，所以做了領袖。但他的智謀卻不如軍師吳用，勇敢不如武鬆，和張順比水中功夫更是差得很遠。可見，在識別人才時，要堅持實事求是，優點就是優點，不足就是不足。現代管理學認為，人的素質可以從五個方麵來衡量，即德、識、才、學、體。但人的這五個方麵的素質不可能平衡地發展，有其突出者，就必然有其欠缺者。因此，認識人才就應全麵觀察，綜合衡量。
三國中的呂布武藝超群，但為人反複無常，貪戀錢財美色，有奶便是娘，應該說呂布的品德素質很差。他早年投奔丁原，丁原很器重他的武藝之道，卻忽視了他的德行。結果，董卓用小恩小惠，贈馬送金將呂布收買過去。呂布利欲熏心，反手殺害了丁原。同樣，王員外了解呂布貪戀美色，將貂嬋許配給他，用反間計挑撥呂布與董卓父子二人的關係。董卓犯了同丁原一樣的錯誤，不識呂布的品德。結果，呂布在美色的逼誘下又親手殺了器重他的幹爹董卓。丁原與董卓在識人方麵算是吃了大虧。
所以說，對人的評價要客觀、公正、全麵。人都有缺點，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在考察人時就要將其優點和缺點分開。尤其應當注意的是，不能由於有一些雞毛蒜皮的毛病，就大驚小怪，全盤否定。西施不是沒有可挑剔之處，但其美貌為主流，因而不失其為美人。
各類人才並非沒有缺點，但不可無限誇大。三國時的張飛，其性格有快人快語、勇猛粗魯的一麵，但也有粗中有細的另一麵。他曾幾次突出奇謀，以巧製敵。諸葛亮對張飛的了解就很全麵。在張飛攻打宕渠山時，魏國守將張郃堅守不出，張飛便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劉備得知這個消息後大驚，而諸葛亮卻會心地笑了。他還派魏延從成都押運好酒50甕送給張飛。原來張飛飲酒是計，為的是引誘張郃下山。張郃到底上當，丟失了宕渠山。倘若諸葛亮犯了以點帶麵的錯誤，豈不埋沒了張飛這位人才！
另外，不可以一事之成敗論英雄。辦成功一件事，就言其才幹非凡，一件事沒辦好，失敗了，就言其無能，這樣，未免過於片麵，有失偏頗。在多數情況下，一次成敗並不足以概括全貌。人們都記得，在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我國著名的遊泳選手莊泳、楊文意、林莉、錢紅創造了四金、五銀的好成績，為世界所震驚。可誰又能想到，同樣這四位中國遊泳選手在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上僅獲得一銀二銅的成績，連一塊金牌也沒有拿到。如果教練員僅憑一時一事論英雄，僅憑漢城奧運會上的遊泳成績來斷定這四朵金花以後將無所作為，那麼，她們的英才就會被埋沒，世人也就無法領略她們的風采了。同樣的道理，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我國的遊泳選手韓雪、晁娜、陳妍這幾位小花比賽成績確實不盡如人意。由於大賽臨場經驗欠缺，心理素質較差，加上調整狀態不理想，她們的潛能尚未爆發出來。如果僅憑她們這一次的奧運會成績論成敗英雄，那麼，很有可能棄掉在悉尼奧運會上將含苞怒放的新金花，埋沒一批很有發展前途的人才。
那麼，如何才能避免以一時一事之成敗論英雄呢？答案是看一個人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從曆史的角度識才，最容易發現一個人的特長或短處。這是因為一個人的思想、作風和行為有連續性和一貫性，其特長或短處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尤其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會表現得更加明顯。看一個人的過去，可以預測他的未來。一個人的現在是由過去發展而來的，而未來又是現在的延伸。因此，考察一個人的曆史，可以預測這個人有無發展前途。體操尖子李月久當年差點被教練“淘汰”，原因是他長得比較矮胖，體形不美，教練認為他不是練體操的“料”。他的老師介紹了他的超人毅力和刻苦精神，才打動了教練，教練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留下了他。後來，他頑強拚搏的精神證實了這一點，教練確認他很有培養前途，對他加以精心指導，終於使他成了世界體壇名將。假若教練當時隻看眼前，不看他一貫的刻苦作風，恐怕就不會有今天這顆體操明星了。同樣，如果我國的遊泳教練張雄，隻看到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林莉的成績，看不到她刻苦、拚搏的精神，恐怕也就出不了這朵世界一流的泳壇金花了。
我國戰國時代魏國的謀士李克在回答魏文侯問話時，談到從五個方麵去識別人才。
第一，屈視其所親。當一個人懷才不遇時，就看他跟哪樣的人親密來往。如果他是跟一些同樣不得誌的人親密相處，發牢騷，鳴不平，他就是個心胸淺薄的小人物。
第二，富視其所與。當一個人非常富有的時候，要看他把錢往什麼地方用。如果他專走後門，賄賂有權勢的人，或隻會送禮給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這個人肯定不怎麼樣；如果他把錢慷慨地用在培養窮但有才幹的人身上，或是仗義疏財於慈善事業，這樣的人就值得提拔。
第三，達視其所舉。當一個人仕途通達，大權在握時，就要看他舉薦拔擢的都是些什麼人。如果舉薦的是無才無能的人，表示他有私心，不為國家著想；如果舉薦的全是睿智、廉潔的人，表示他絕無私心，一心為社稷著想，這種人是值得賦予重任的。
第四，窮視其所不為。如果一個人求取功名不得，仍保持名節，不走歪門邪道，不奴顏卑膝，不投機鑽營，表示他是個可以擔大任的人。
第五，貧視其所不取。當一個人窮得難以度日，就看他是不是貪婪如餓鬼。若一味拍馬求好處，就是不可用的小人物；若是窮不喪誌，對有錢人仍然不卑不亢，就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物。
6.培養出豐富的相人經驗
領導相人能力的大小，直接關係到人才的使用和自身事業的規模。大凡有成就的領導，都是有豐富的相人經驗，能人盡其用的人。晚清名臣曾國藩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曾國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於治軍時期，對所選用選拔之人才，必經其當麵觀察，用心辨其才學之高下，道德之深淺，然後定其取舍。他的相人，一從自身的學問修養出，二由自己豐富的閱人經驗出，流傳後世編為著作而可謂效驗的方法有《冰鑒》一書，內容豐富詳盡，屢為後人所推重。據《清史稿曾國藩》傳載，每逢選吏擇將，他必先麵試目測，審視對方的相貌、神態，同時又注意對方的談吐行藏，二者結合，判斷人物的吉凶禍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傳言曾國藩善相人，預卜終身，雖不無過譽之嫌，但也並非毫無根據。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人將陳蘭彬與劉錫鴻推薦給他，認為他們頗善文藻，能下筆千言，而且對天下大事都頗有見解。曾氏隨即接見了這兩個人，相談已畢，曾氏對推薦他們的人說：劉錫鴻這個人看起來一臉抑鬱不平之氣，將來很可能不得善終。陳蘭彬這個人看起來氣息沉著一些，將來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階，不過也不會有大作為。
後來，劉錫鴻一次隨郭嵩燾出使，擔任副使之職，但是二人的意見卻常常不合，互相攻訐。劉錫鴻私下寫信回來，奏郭帶妾出國，並且與外國人來往密切，實在是有損我們國家的形象。郭信也彙報說劉偷了外國人的手表。當時主政者李鴻章偏袒同門的郭嵩燾，將劉撤回，並且以後再不設立“副使”之職。劉受到這樣的處罰感到十分窩火，竟向朝廷上疏說李鴻章當殺，其罪名有十多條之多。當時李鴻章權傾一時，大清國所有外交事務多要倚重李公，怎麼會理會劉的“一派胡言”。於是，劉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發的命運。這樣一來，劉更加氣憤難平，口無遮攔，逢人便講李鴻章的壞話，弄得所有故交故舊也不敢再和他來往。每次設宴請客，往往無人登門，不久即抑鬱而死。
陳蘭彬的經曆也正與曾氏預卜的不差分毫。陳後來雖經許振禕推薦來到曾氏幕下，但始終因為過於正直不肯隨俗，且為人處事勇氣不足而終無大的建樹。
史稱曾國藩預決二人，真如天算一般。曾國藩認為：神平則質平，神邪則質邪。
這裏談及的‘神’與‘精神’一詞不完全一致，它發自於人心性品質，集中體現在麵部，尤其是體現在兩隻眼睛裏，即曾國藩所說的“一身精神，俱乎兩目”。
如果一個人的“神”侵偏狹，“神”挫，其品格卑下，心懷邪念，容易見異思遷，隨便放棄自己的道德情操而趨利。這種人平常善於掩飾自己，往往在準備充分，形勢成熟後才顯出本性，而不會輕易發難，不打無準備的仗，是大奸大賊一類的人。這就是觀人要視“神”的道理。
所謂“精惠則智明，精濁則智暗”，是說觀察一個人的“精”，可以識別其智慧明暗。聰明敏慧的，其“精”條達暢明；魯笨愚鈍的，其“精”粗疏暗昧。這個“精”，與“精明能幹”的“精”字在意義上有些聯係，但識別起來，並不容易。
古謂人有“精、氣、神”三性，“精”指一個人才智能力在氣質上的外部顯露。花氣襲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會像花香一樣有靈。品質的複雜，加上個人修養和環境、營養等因素的外在影響，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不十分明顯，特別是處於落魄頹喪時期，普通人難對此一目了然，一洞澄明。這就需要識人者運用經驗和感覺去進行綜合判斷。許多人都有這種體驗，一看某人，就知道他聰不聰明，道理即在於此。這即是觀“精”之說。
所謂“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說，意即觀察一個人的筋，能識別其膽量。筋勁，其人勇猛有力，筋鬆，其人怯懦乏勁。
“骨硬則質剛，骨軟則質弱”說，即觀察一個人的骨，能識別其強弱。骨健，其人強壯，骨軟，其人軟弱。曾國藩在鑒識人才時認為神和骨是識別一個人的門戶和綱領，有開門見山的作用。他在《冰鑒》中說：“一身骨相，俱乎麵部。”“筋”和“骨”則經常聯係在一起被用來考慮一個人的力量勇怯。
“氣盛決於躁，氣衝決於潛”：觀察一個人的“氣”，可以發現其沉浮靜躁。沉得住氣，臨危不亂，這樣的人可擔當大任；浮躁不安，毛手毛腳，難以集中全部力量去攻堅，做事往往“知難而退”、“半途而廢”。活潑好動與文靜安詳不是沉浮靜躁的區別。底氣足，幹勁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底氣虛，精神容易渙散，多半途而廢。文靜的人也能動若脫兔，活潑的人也能靜若處子，而神浮氣躁的人，做什麼事都精力渙散，半途而廢，小事精明，大事糊塗。該精心時精心，該粗心時也粗心，不能真正靜下心來思考問題，遇事慌張，稍有風吹草動，就氣浮神驚起來。
“相人”是領導必備的一門大學問。領導不僅要借鑒前人的經驗，更要在實際行動中用心積累，逐步培養出豐富的相人經驗來。
7.對可用之才要大膽使用
古人論及用人之道，十分推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則。身為領導，對於自己已用心了解的可用之才要大膽使用。領導用人不嫌不疑，不但應在人才失敗危難之時，也應在其順利有功之後，特別要防備出於嫉妒、挑撥的誣陷中傷。
馮異是漢光武帝劉秀手下的大將，更始年間歸降劉秀，任主簿，從破河北割據勢力王郎，封應侯，又協助劉秀鎮撫河北。為人謙讓，不伐己功。諸將並坐論功，馮異卻常常獨坐大樹下，故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後擁戴劉秀稱帝，定封陽夏侯，任征西大將軍，鎮壓赤眉農民起義軍，平定三輔割據勢力，功勳卓著。
馮異手握重兵，長年征戰在外，心中不安，遂上書請求內調朝廷，光武帝不許。後來有人告發馮異專製關中，擅自斬殺長安令，威權至重，深得人心，號為“鹹陽王”。光武帝派使者將這些上書交給馮異。馮異內心惶懼，隨即上書表示忠誠。書中說：“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麵，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光武以詔書回答馮異說：“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表示對馮異的信任，以使馮異專注關中。
建武六年，馮異回到洛陽，劉秀立即召見並且向公卿介紹說，這是我起兵時的主簿，為我披荊棘，定關中。又提起“無蔞亭豆粥”和“滹沱河麥飯”的坎坷往事。當年劉秀鎮撫河北時，為王郎部隊所迫，退至饒陽縣無蔞亭，恰逢天寒地凍，眾人皆饑寒交迫，疲憊不堪。馮異給劉秀煮了鍋豆粥。第二天，劉秀對諸將說，昨天得公孫的豆粥，饑寒俱解。到了南宮，又逢大風雨，劉秀等人在空屋中避雨。馮異、鄧禹抱薪點火，給劉秀烘烤衣服，馮異又給找來了麥飯和兔肉。光武帝一直感激馮異的厚意，所以特地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並且下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馮異稽首謝曰：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所謂“巾車之恩”，是馮異追述劉秀對他的恩德。馮異早年與劉秀在一起。一次，馮異私自外出，被巡邏軍士懷疑逃跑而予扣留，劉秀在巾車鄉將其釋放。馮異提出想回家探望母親，劉秀慨然予以放行，以示不疑。馮異重提往事，表示不敢忘巾車之恩，是以過去君臣之間的相互信任，來重申新形勢下君臣相知的關係。
馮異在洛陽逗留了十餘日，劉秀多次賜宴款待，並共同商議滅西蜀公孫述的計劃，然後，讓馮異回任鎮守關中，還允許他帶上妻子、家人，以示信任。馮異也始終對劉秀忠心耿耿，以身報效而不敢有私，最後死於征伐隗純的戰鬥中。
領導用人就要開誠布公，毫無猜疑。對於自己長期用心觀察的可用之才，不必顧慮，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
漢末三國時期是各方爭相延攬人才，人才也各擇明主的時期，因此，兄弟各仕一方的情況並不罕見，其中最著名的當推諸葛氏家族。蜀漢賢相諸葛亮的親哥哥諸葛瑾在吳國屢任要職，仕為大將軍，族弟諸葛誕在魏國也統領重兵，鎮守一方。而在吳、蜀兩國由聯合轉為對抗之際，吳主孫權對諸葛瑾的信任卻始終不渝，自稱君臣之間為神交，這被傳為千古美談。
諸葛瑾在漢末時躲避戰亂到達江東，被人推薦給孫權，受到孫權的信任，被任命為長史，後改任中司馬。
諸葛亮為孫、劉聯合事出使東吳時，孫權曾授意諸葛瑾挽留諸葛亮，說：“卿與孔明（諸葛亮）同產，且弟隨兄，於意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劉備），意自隨入耳。”諸葛瑾回答說：“弟（諸葛）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明確表示兄弟各事其主，皆忠心無二的態度。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諸葛瑾奉命到益州去見劉備，商議兩國通好的事情。他與弟弟諸葛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麵。”表明兄弟二人皆以公務為重，不把兄弟私情摻雜進去。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派軍以武力強奪荊州，孫、劉聯盟破裂。諸葛瑾隨同呂蒙等進攻關羽，以功封宣城侯。後又任綏南將軍，代呂蒙為南郡（治江陵，今屬湖北）太守，駐守公安。
蜀漢劉備章武元年（221），劉備為報吳國奪取荊州及殺害關羽之仇，親統大軍討伐吳國。孫權派遣使臣向劉備求和，諸葛瑾也寫信給劉備，責備他不該為報關羽被殺的小仇，就破壞孫、劉聯盟，放棄恢複漢室天下的大業。這時有人說諸葛瑾另外派遣親信與劉備進行聯係，這話傳到孫權那裏，孫權說：“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而這些謠言流傳頗廣，主持對蜀作戰的大都督陸遜上表給孫權，保證諸葛瑾絕不會那樣，希望孫權能明確表示，以消除謠言。孫權寫信答複陸遜說：“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並講已把那些誣告諸葛瑾的奏疏都加封後派人送給諸葛瑾，同時還送去自己的親筆書信。孫權在給陸遜的信中最後講：“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派人把陸遜力保諸葛瑾的表章也送給諸葛瑾。以後，孫權對諸葛瑾的信任始終如一，諸葛瑾先後升任左將軍、大將軍。諸葛瑾去世後，他的兒子諸葛恪繼續受到孫權的重用，孫權病危之時，任命諸葛恪為輔政大臣，托以後事。
孫權可謂知人用人的楷模。在對待諸葛瑾的問題上，充分體現了他“用人不疑”的人才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