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康熙末年，由於康熙主張寬仁政治，同時也因為老年康熙倦於政務，致使吏治不清、官員貪贓枉法橫征暴斂的行為時有發生。因此，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出現了國庫空虛，財政吃緊、經濟萎靡不振的現象。這些在相當程度上為繼承者的改革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這樣，一代改革皇帝雍正，在一個似乎還不至於一團糟的國家裏，開始了皇朝的“中興”試驗。由此，也為後人留下強人治國的種種心智。
雍正即位不久，就說：“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寧止，治不可得”。他較清楚地看到人口繁多、墾田有限而食糧不足的問題，還有，他更清楚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出現了國庫空虛、財政吃緊，經濟萎靡不振的現象。為此雍正提出了重農務本，裕國安民的重要治國方略。
對於一個封建帝王來說，能在當政的13年間，始終不渝地自覺堅持這種政治方計也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了。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農業大國，兼之幅亙遼闊，人口眾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曆來就是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看不到這一點，不懂養民，即是誤國昏君。因此，雍正一上台就說：“稼穡為生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農事者，帝王所以承無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
他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莊稼是生命的關鍵，農業是君主們按天意養活百姓、安定邦國的根本之所在，離開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它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人就是受上蒼之命，指點老百姓種田養家，以使國家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
為了實現這一思想，雍正提出了以下措施。
大力推行墾田：雍正充分認識到了人口增長過快所造成的地少人多的現象。因此，他提出了大力推廣和獎勵墾田，以擴大耕地麵積的計劃。雍正二年，雍正說開墾能夠解決民食問題，“於百姓最有裨益。”這固然是盡人皆知的道理，問題是他試圖克服墾荒中的一些難題。過去民間報墾，官員勒索費用，以致墾荒之費比買田價格還高，故而農民不願報墾。雍正下令，允許民人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撓。從前報墾，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命水田照舊，旱田推遲為十年，並著為定例。山西、河南、山東閑曠土地，民人無力開墾的，官給牛具，起科後官給執照，水為世業。墾荒令下達後，各地陸續推行，而以田文鏡在河南實行最有力。據記載，他嚴飭墾荒，在雍正元年至八年的八年中，墾荒和自首的隱田共五萬四千一百頃，而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的五十三年中，報墾和首隱的為十二萬六千九百頃。這就是說康熙間河南每年平均增加墾首田近二千四百頃。雍正間為四千六百多頃，後者比前者增長速度高出一點六七倍。記載又說，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河南稅田為六十二萬九千多頃，以八年的首墾田論，它占到墾田總數的百分之八點二，可見河南墾首田增加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在這報墾荒田中也有弄虛作假的。有的地方官為顯示政績謊報墾田數字，“以虛糧累民”。有的按現耕田加賦，以多征之稅，虛報墾田。當王士俊接任河東總督後，這個問題更突出了。雍正在晚年也意識到事情的乖張，他說地方上報墾荒，有的以多報少，有的以少報多，或將已墾之地重報，荒熟地畝不分，混行造報，要給予不同的處分。他死後，反對報墾荒的人很多，乾隆帶頭指責王士俊的墾荒是“並未開墾，不過將升科錢糧飛灑於見在地畝之中，名為開荒，實則加賦”。大學士朱軾“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監察禦史金溶要求“開墾之地，緩其升科”。給事中曹一士請禁州縣捏報墾荒，勿使“仁民之政，反啟累民之階”。他說得很好，雍正號召墾荒，原想增加生產，也起了一些好作用，但副作用很大。
在墾荒中，雍正有組織地做了兩件事。一是搞直隸營田。三年（1725年）春天，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在保定挖溝渠、興水利的事，雍正責怪他孟浪，說“此事必通盤將地之高下，水之去來，明白繪畫審視，斟酌而後可定”。他讚成修水利，但主張審慎，先作考察，了解河水來龍去脈，地形高低，以便設計優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預期效果。李維鈞想幹就幹，因而不合他的心意。這一年直隸大水災，促使雍正下決心早日經營畿輔地區的水利，當即派怡親王允祥、大學士朱軾率員考察，經過他們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製成水域圖進呈。雍正見到，大為欣賞，讚揚他們“於直隸地方東西南三麵數千裏之廣，俱身履其地，不憚煩勞，凡巨川細流，莫不窮究竟委，相度周詳，且因地製宜，準今酌古，曲盡籌畫，以期有益於民生”。於是設立營田水利府，下轄四個營田局，委派允祥、朱軾董理其事，興辦直隸水利田。為加速工程的進度，朱軾提出四項建議：一是民人自行營田，照畝積多寡，給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頂戴，鼓勵人墾辟；一是到水利府工程處效力的民人，視其包幹完成的工程量的大小，錄用為不同職務的官員；一是降級、革職的官員赴工程處效力者，工成準予開複；一是流徙以上的罪犯效力者，準予減等。這是開捐納，借民人和官員的力量興造水利，但朱軾說是為收“諳練之員效力營田”，“集眾力厚民生”，不是國家舍不得出工本。雍正批準了朱軾的建議，在五年（1727年）就大力開展起來。營田工程有兩項內容，一是修治河道，疏浚建閘，一是造田，主要是水田。據擔任營田觀察使的陳儀講，工程中注意“留湖心毋墾”，即建設水庫，宣泄洪水。當時要增加墾田，留湖心就與它矛盾，從長遠利益看還以留湖心為宜，所以陳儀說這是措施中的妙著，“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北方農民不懂得種水田，雍正命招募江南、浙江的老農來進行教耕，所需水田農具和水利工具，延請江浙工匠製造，並命直隸工匠跟從學習，以便把技術傳接下來。營田很快收到一些效果，五年（1727年），官私墾田八千多頃，每畝可收稻穀五至七石。北方人不習慣吃稻米，雍正命發官帑平價收購，不使穀賤傷農。有的地方官強迫農民出賣，雍正對這種劣員非常痛恨，說他們“較之一切貪劣之員，尤為可惡”，命直隸總督嚴參治罪。雍正對與事官員嚴格實行獎懲製度，以期務實事。知縣李正茂在洪水爆發時，奮力防護堤工，擢為知府。知縣吳般木實心辦事，亦升為知府。知縣魏德茂專務虛名，防守工程廢弛，革職。徐穀瑞見堤工危險，推諉規避，交吏部議處。雍正堅持直隸營田，直至末年。乾隆對此不熱心，認為營田是地方上的事，決定撤銷水利局，將它的業務交所在州縣官管理，事實上取消了營田。促成乾隆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可能是捐贖事例。清製，捐納監生，需要用銀三百兩，而直隸營田捐贖例規定，營田一畝，相當於交銀一兩，開渠建閘用銀一兩作營田一畝計，隻需用一百兩銀子建設營田，就可成為監生，比定例交銀，減少了三分之二的費用。其他營田捐納職員，州同的費用，也比單純交銀子的少。雍正原意是以此招徠，加速墾辟，但實行一長，就同捐納成例產生較大矛盾，因有“名器濫觴”之譏。當然，營田要能堅持下去，必須根治直隸河道，這是雍正、乾隆父子做不到的，所以隻能行於一時，而不能持久。直隸水利田問題，為一些帝王和地方官留意，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唐朝瀛州刺史盧暉、宋代製置河北屯田使何承矩、明代汪應蛟都搞過引水灌溉，元代郭守敬、明朝徐貞明之論畿輔水利更為著名，但以帝王而頃注巨大心血的，要數雍正了。僅此一事，不能不說他關心農業生產。
雍正還組織了寧夏墾荒。二年（1724年），雍正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到寧夏察看河渠，三年（1725年），改寧夏左、右衛為寧夏府，下轄四縣，五年（1727年），增置新渠縣，七年（1729年），又設寶豐縣。設府添縣，反映寧夏地區的發展。雍正聽說該地若得水利，可墾地二萬餘頃，若每戶授田百畝，可安置二萬戶。特派大臣單疇書到寧夏插漢拖灰，與陝西總督、甘肅巡撫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墾種，官給牛具籽種銀兩，所辟土地，永為世業，還號召寧夏籍的文武官員在原籍盡力開墾。七年，單疇書死在寧夏工程上，就派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寧夏原有大清、漢、唐三條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淺，雍正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開溶惠農、昌潤二渠，工程取得一些進展。十年（1732年），因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較多，顧不上寧夏河工，撤回通智、史在甲，將其事交寧夏水利同知專管，即按常規進行。乾隆三年（1738年），撤銷新渠、寶豐兩個縣的建製，說明寧夏水利工程未達預期效果。
在墾田方麵，雍正還注意到四川的開發。當時四川仍處地廣人稀的狀態，農民生產技術較低，雍正命地方官勸諭開墾，招聘湖廣、江西在四川的老農教授土著居民墾荒的方法，給予老農衣糧，等到開墾有成效了，給以老農頂戴。六年（1728年），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省民人數十萬進入四川，雍正命根據各地區流來人口的多寡，分給三四十畝，五六十畝不等的荒地，並給牛種口糧，以事安置。
雍正還修築了浙江、江南海塘。元年（1723年），他指出康熙間建築浙江海塘，官員沒有實心辦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二年就派吏部尚書朱軾往江浙會同巡撫何天培、法海商議修治辦法，朱軾提出動用帑銀十五萬築浙江海塘，十九萬築鬆江海塘，雍正予以批準。鬆江海塘開始修築的是土塘，雍正說不牢固，東南是財賦重地，應保證安全，改築石塘。後來在石塘之外，增修貼石土塘一道。在施工中，浙江總督請將驟決不可緩待的工程，先行搶修，隨後奏聞，雍正同意照辦。浙江、江南修了海塘，而江北鹽場出了大事。一次海潮衝決範公堤，沿海二十九個鹽場被淹，溺死灶丁男婦四萬九千餘人。
從中可以看出雍正辦事不免主觀而不尊重實際，也說明他救荒心切，不管辦法可行與否，總想一試。但他能注意到使老百姓休養生息，擴大再生產的這根本問題是值世人肯定的。
5.走求富之路
為百姓求富是明政。對於雍正來說，興修水利是一件大事，是康熙朝治黃、治淮工程的深入和發展，是讓江河湖海為民造福。然而，在當時的條件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能采取的措施都已經采取了，就算盡了人力，剩下來的隻有聽天由命了。自然災害永遠無法根絕，即便到了如此發達的當今社會，仍不時有水旱災害的發生，更何況二百多年前的雍正時期呢？從曆史上看，曆代比較明智的帝王，大都在災害發生後，對當地百姓實行賦稅減免政策。然而，雍正意識到，僅減免賦稅還是不能根除災區人民的艱難生活，為此，雍正推行了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救災辦法，即提倡社倉——籌劃民食為第一要政。
提倡社倉這是救荒的辦法，早在宋代，朱熹著文大力鼓吹，然難於實行。康熙中有官員建議推行，康熙一概不準，戶部侍郎張伯行強烈要求實行。康熙就懲罰他在山西舉辦，張在實踐中處處碰壁，主動請求作罷，才算了事。雍正同乃父態度大不一樣，即位就諭令湖廣督撫楊宗仁等設立社倉，官員迎合他，強令百姓輸納倉糧，規定凡交正賦銀一兩的，外納社倉穀一石，並以存儲多少，作為州縣官的考成。這等於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
雍正二
四百石以上的，朝廷授給八品頂戴——由於有了這種獎勵辦法，使社倉參予者有了一定的積極性。此外，對於承辦社倉的領導人，雍正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每社的社倉主要領導人，應由人品端正又家道殷實的人來擔任。對於幹得好的，在任職十年以上之後，朝廷將授予八品頂戴官職。而對於那些借此營私舞弊者，則要給予相應的懲罰……
雍正的這一方針下達後，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主要還是因為地方官員執行不力的結果：雍正五年，湖廣總督傅敏盤查社倉，發現倉穀儲藏不多。據他分析，可能是被地方官侵吞或挪用了，也可能是州縣為迎合上級，故意虛報了存糧數目。為此，傅敏將這一情況如實報告了雍正。
雍正曆來就相信有治人無治法，他認為隻要合適的人來辦，社倉還是可以搞好的。因此，他任命田文鏡為河南總督，要求他“詳加考慮地方備儲之計，如常平、社倉等事，責令有司，力行修奉”。接著，陝西總督嶽鍾琪也奉命設立社倉。為此，他將國庫存銀發到各州縣，命令地方官“采買四十萬石穀麥以備社倉之用”。不想，各州縣官吏卻借此向民間勒索、勒借，引起地方百姓的不滿，稱之為“皇糧”——這就是說，由於地方官員的營私舞弊，至使老百姓把社倉這一做法，理解成地方官在為皇上老子本人籌集糧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