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劉伯溫認為，隻有政教合一，才能從根本上落實治軍備戰的各項措施。
6.統兵治軍的四總則：
“禁”、“禮”、“勸”、“信”作為領導者，一定要有獨特的方法，才能做事見效率。劉伯溫認為統兵治軍有四大總則——“禁”、“禮”、“勸”、“信”，可以此作為行動之綱。
劉伯溫在總結良將統兵的經驗時說：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綱直而目不舒也，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勸戒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而賢良退伏，諂頑登用，是以戰必敗散也。”
劉伯溫大意是說：
古代善於統兵作戰的將領遵循四條法則：指示士兵前進後退，使他們知道什麼是禁令；引導士兵博愛節義，使他們知道什麼是規矩；告訴士兵是非對錯，使他們懂得如何能上進；處理事務賞罰嚴明，使他們明白什麼叫忠信。因此，禁、禮、勸、信這四個字是將領統兵作戰的根本法則。如果把這四條法則比作魚網的總繩——綱，那麼各種具體事項就好像網眼——目。綱舉則目張，隻要這些根本法則確立了，處理各種具體事項也就順暢了，這樣就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平庸的將領則正好相反，士兵後退時不能及時阻止，前進時無法有效製約，這種將領在帶兵打仗時必然遭遇全軍覆沒的悲慘下場。將領如果不對士兵進行勉勵與告誡，那麼獎賞與懲罰就失去了客觀標準，人們也就不講忠信，這樣就使得賢良君子懷才不遇，而奸詐小人卻飛黃騰達，因此，軍隊在作戰中必定遭受失敗，甚至可能潰不成軍。
劉伯溫作為一代賢臣良將，在其出將入相的長期政治與軍事生涯中，積累了有關治國治軍的豐富經驗，因而對“綱舉目張”的外延與內涵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本文就是他總結自己與前人的經驗，向為將者提出“禁、禮、勸、信”這四條帶兵打仗的根本法則。
劉伯溫還從漢名臣賈誼和宋名將嶽飛身上汲取經驗和教訓。
中華民族在自己浩翰的曆史長河中，湧現出許許多多傑出人物，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將相之才更是不勝枚舉。劉伯溫平常在閱覽史籍中，最敬佩的就是“兩武”：一個是武侯諸葛亮，一個是武穆嶽飛（宋孝宗時追諡嶽飛武，後改諡忠武，宋寧宗時追封鄂王）。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諸葛亮與嶽飛就是這樣的“大丈夫”。明朝著名宰相張居正說：“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諸葛亮與嶽飛就是這樣的“非常之人”，並且都成就了“非常之功”。劉伯溫所倡導的“禁、禮、勸、信”這四個善將條件，在嶽飛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特別是他那“精忠報國”的愛國情懷，不僅感動著他所率領的將士們，激勵他們勇敢地投身於抗金保國的民族戰爭中，更為重要的是，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留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成為教育子孫後代為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永恒教材。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嶽飛隻是一員戰功赫赫、彪炳史冊的武將，實際上他兼資文武，能詩善書，是典型的儒將。史稱嶽飛“重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諸如此類的評價，說明他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將相之才。嶽飛也正是從文才與武功這兩個方麵體現了劉伯溫所倡導的“禁、禮、勸、信”的善將條件。
公元前179年（漢文帝元年），賈誼在二十二歲時被文帝征召入朝，立為博士，一年之中，又破格晉升他為太中大夫。賈誼雖然年輕（在當時的博士中，他的年紀是最小的），但對於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卻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每逢漢文帝向朝廷官員谘詢問題時，有些資格很老的官員都回答不出，而隻有賈誼能夠全部回答，並且說出了其他官員想說而又說不出或者不敢說的話，提出了許多改革措施。因此，在朝廷官員中，大家都認為賈誼很有才能，其他人都不如他。漢文帝對他也十分賞識，在把他破格提升為太中大夫不久，又與諸大臣商議，想擢升他為公卿。但是，這項提議遭到了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張相如、禦史大夫馮敬等人的反對。據《史記》中記載，這些人反對賈誼升擢，主要是嫉妒他的才華，他們在漢文帝麵前誹謗賈誼說：“這個洛陽來的人，年紀輕輕的就想專權，把各種事情都搞亂了。”漢文帝聽從了這些大臣的意見，不僅沒有升擢賈誼，而且還有意疏遠他，不再采納他的意見，還將他派去當長沙王的太傅。後來，賈誼在政治上一直鬱鬱不得誌，因心情壓抑而英年早逝，死時隻有三十三歲。
對於賈誼的才華，後人也極為推崇。例如，魯迅先生就認為他的《治安策》、《過秦論》等文章“皆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對於賈誼政治上的受挫，一般史書都將其歸因於周勃等人出於對他的嫉妒而有意陷害。實際上，這隻是一個方麵的原因，另外還有政治傾向不同（周勃等人比較保守，對賈誼的激進改革思想持反對態度）以及賈誼自身性格上的因素，而後者可能是更為主要的因素。由於他少年得誌，於是乎就年輕氣盛，恃才傲物，對大臣們多有不敬，尤其是向文帝進言時的那種氣勢，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裏，就是對漢文帝本人也多有微詞，這樣一來，他就得罪了許多人。與張俊相比，周勃等人還算是比較忠厚老實的，特別是周勃，劉邦對他的評價極高：“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認為周勃雖然文化不高，但對劉氏政權忠心耿耿，是國家的棟梁，將來必定能起到力挽狂瀾、安定社稷的作用。周勃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可以說是漢文帝的心腹重臣。賈誼卻不注意與這些人搞好關係，以至於一旦機會來臨時，他們就一齊向他發難，賈誼的悲劇命運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在封建社會中，臣子幹預皇室立儲事宜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往往不會有好結果，因此，要特別慎重對待。劉備當了漢中王後，在劉封與劉禪之間該立誰為嗣子的問題上征求諸葛亮的意見，諸葛亮以“此乃主公家事”為由予以回避；關羽卻直言不諱地認為應該立親兒子劉禪，結果也因此而得罪了劉封，後來也不注意主動與他搞好關係，結果當他兵敗麥城時，劉封見死不救，導致關羽被擒遇害。實際上，嶽飛身為前線指揮作戰的將領，隻要把收集到的情報上奏高宗就算盡到責任了，完全不必對此問題發表意見，免得引火燒身。諸葛亮可謂智者，嶽飛卻犯了與關羽相同的錯誤，因此更加受到高宗的猜疑。
上述各種主客觀的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決定了嶽飛的悲劇命運。掩卷擱筆，不由得使人淚眼婆娑。嶽武穆啊嶽武穆，遙想當年，麵對強敵壓境的“風波惡”，你慷慨賦詞，發出了“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的豪言壯語，這是何等的振奮人心；誰曾想到後來你被誣含冤，身陷囹圄，滿懷著“天日昭昭”的悲憤，喪生在這令人心碎的風波亭，這又是何等的撕人肝膽！你沒有殉命於敵寇卻喪生於國賊，伍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的複轍為什麼又讓你重蹈呢？難道隻一聲“生不逢時”的悲歎就能抹平一切人間的無奈嗎？“功成身合死，事去言難贖”果直是世間英雄唯一的結局嗎？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劉伯溫善於從古人古事中汲取教訓，豐富自身的智慧，所以才能完成扶明大業。
7.拿出驅策之力
所謂驅策，即激發下屬的幹勁，在領導學中稱為激勵術。
劉伯溫在《百戰奇略》中寫道：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擋，退不可逼，前後應接，左右應旄，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矣。”
劉伯溫的意思是說：
軍隊行軍打仗，必須保持良好的軍容風紀，這是取勝的基本條件。如果賞罰不明，法令不申，鳴鑼不止，擂鼓不進，縱然有百萬之眾，也毫無用處。所謂良好的軍容風紀，是指宿營時遵守規矩，出發時威武雄壯，前進時銳不可擋，後退時敵不敢追，行軍時首尾相顧，列陣時左右呼應，這樣就可使軍隊總是安然無恙而不會遇到危險，全軍上下總是精誠團結而不會離心離德，在戰場上總是英勇作戰而不會疲憊不堪。
劉伯溫所說的“整師”有兩方麵的含義，一種含義是說一個單位或一個組織應該具備良好的精神風貌，就像一個整體；另一種含義就是說要發揚“團隊精神”。作為個人修養來說，一定要具有這兩種精神，通俗一點講，就是要“合群”，隻有“合群”，才會有“整師”。在倫理學的詞典中，有一個“舍己為群”的成語，它是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蔡先生認為，人是群體的動物，不能孤立存在，因此每個人都有舍己為群的義務。他說：“舍己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則己隨之而亡……二曰，立於群之地位，以觀群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眾人所合之群。犧牲其一而可以濟眾，何憚不為？”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思想並不是蔡先生首創，而是古已有之。從古至今，人們都極重視“群”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做，那麼整個國民的素質就提高了，也就達到諸葛亮所倡導的“整師”的要求了，這才是國家能夠戰無不勝、永保活力的不二法門。中華民族在這方麵有著優良的傳統，我們理應發揚光大，同時，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更應該以博大的胸懷，向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要有明確的認識，在某些方麵承認落後，承認不足，這樣才能夠虛心地向別人學犀才能不斷取得進步。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後，韓國國民所表現出來的整體素質，就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帶兵打仗中，劉伯溫的“整師”策略都是高人一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