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蜀漢的重要官員們的有關情況。董和曾任益州郡（治在雲南晉寧）太守，那裏號稱“金銀寶貨之地”，東漢後期以來曆任益州郡太守者，“皆富及十世”，大發其財。董和還“內幹機衡”，在朝中參與機要政務的處理，權力很大。但董和卻能始終清廉節儉，他“躬率以儉，惡衣蔬食”，為官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諸葛亮終生自奉節儉，注意為官清廉。他對春秋時期的孫叔敖十分敬佩，因為孫叔敖相楚，生活簡樸，十分廉潔。為了改變東漢以來官吏貪圖享樂、貪殘浮華的作風，諸葛亮要求下屬為官清廉，自己生活也注意簡樸。他病重期間在給後主上表時曾說：
如今我家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子弟的衣食，已比較寬裕。至於我在外任職，沒有其他花費，隨身的衣服夥食，全部依靠官府供給，不會再經營別的生計，增加點滴私產。到我死時，一定不要使我家中有多餘的物資，外地有多餘的財產，不然就辜負陛下的恩寵了。
到諸葛亮死時，果然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諸葛亮家中的桑樹、田地比一般平民高出了不少，但對於一個官為丞相的人來說，這個數字就不算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不謀求私產。他生前在給李嚴的信中曾提到：“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諸葛亮的妾連多餘的服裝都沒有，正表明了他律己之嚴。
為了反對漢以來厚葬風氣，諸葛亮遺命把自己葬於定軍山下，殯儀從簡，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殮時穿平常的衣服，不搞隨葬器物。封建社會裏，像諸葛亮這樣一位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上的丞相，能夠做到這些是難能可貴的。蜀漢政府的官員，有些人能夠做到“不治私產”，比較清廉，應該說與諸葛亮以身作則的影響是有關係的。
諸葛亮和蜀漢重要官員這樣做，當然對改變奢侈陋習起到積極作用。“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史書記載，當時社會風氣也開始崇尚節儉，對“不持節儉”之人，“時人少貴之者。”
常言道：“成由勤儉敗由奢。”君臣治國，平民持家，都得認這個理兒！
君臣如果不認這個理兒，認為自己手中有的是權，府庫裏有的是金銀財寶，宮中有的是漂亮的女人，因此就可奢侈縱欲，盡情享受，那麼“奢侈”就會變作魔鬼使其意誌喪失，變作洪水猛獸將其江山毀掉。
諸葛亮之所以為官不貪利、不聚財，因為他知道，隻有這樣，才不致於在陰溝裏翻船，才可在自己的下屬麵前做出一個好樣子，而不使自己所在的集團在腐敗之風中垮掉。
5.善修身者可治國
不修身者是不會有一個成功人生的，諸葛亮是一個修身的大師。他在修身時，對常注重一點，即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
1.“人謀”是治國之要
治國猶似修身。修身的關鍵，在於養育精神。如此方可求得長生。
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選賢授能。如此方可求得久安。
君王靠輔臣來佐助，但輔臣不可無才，不可缺德。輔臣若迂腐無能、奸邪不軌，君王不免失助，國家不免亡毀。
所以，作為一國之相，諸葛亮十分重視人才的選用，將此作為治國的首要工程，視為國家求安圖強的百年大計。
他在隆中向劉備分析曹操之能戰勝袁紹時，就把“人謀”問題看成是治國之要。
在成都執政時，他又建議劉備專門在成都之南修築高台以延接四方之賢士。
他在《出師表》中，曾極力舉薦賢智良實、誌慮忠純的費、重允及性行淑均、曉暢軍事的向寵。
在選用人才上，他曾反複勸誡君臣上下：“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親賢臣，遠小人。”
諸葛亮還說：“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
的確，賢能達士往往蟄伏於普通民眾之間，所以，無論君王，還是一般官人，要選賢納士，應把眼光投向“基層”。要深入到那些被人遺忘的角落去發現。這樣，君主和一般官人就擁有了豐富的人才寶庫，真正的人才就可能從中獲得。
2.執政者要力戒信弊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執政者既然是人不是神，那麼，其身上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
諸葛亮曾說：作為一個執政者，須提防八種毛病：
（1）貪心不足，既要名，又要利，唯恐官做得不大，深怕利得到太少。當了宰相還想當皇帝，撈到了銀子還想撈金子。
（2）嫉賢妒能，生怕別人比自己強。
（3）輕信讒言，喜歡聽那些心術不正的人打小報告，耳朵根子軟，沒有自己的是非之見。
（4）料彼不料己，談起別人的事振振有詞，而對自身則缺乏應有的了解，既不知道自己的長處，也不知道自己的弱點。
（5）優柔寡斷，沒有主心骨，遇事不敢拍板，不能當家，如小腳女人相親，前怕狼後怕虎，患得患失，遊移不安。
（6）喜好酒色，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
（7）性情奸詐而又膽小怯懦。兩麵三刀，挑撥離間，但動起真格來又畏畏縮縮，遇到難題、麻煩便如縮頭烏龜一般。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
（8）強詞奪理，不按禮法行事。明知自己錯了。卻臭要麵子，死不認錯。
一個執政者若染上了這八種病害，隻有迅速而徹底地消除掉，才是一個真正的聰明人，才能成為一個眾心所向的英明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