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管理中絕不可少“嚴”字，因為人心的渙散往往始於過寬的鬆散的狀況之中。因此，必要和適度的“嚴”可以更加說明製度的不可動擺性。
諸葛亮的領導心智是：把大家都視為同等，該嚴則嚴，絕不允許出差錯。
1.成大事必須要有人才庫
沒有人才，就如同做米飯沒有米一樣，燒火沒有炭一樣，口渴的時候沒有水一樣。對善於成大事的人而言，人才就是一個寶庫。因此，廣攬人才，選賢任能，是成就事業的傑出人物的共同點。
諸葛亮也不例外，他有一個龐大的僚屬隊伍，據統計如下：（一）蜀地人士，計二十八人；（二）荊州人士，計二十八人；（三）其他人士，十人。
諸葛亮選拔錄用如此多的各地各部的人士，並且有不少人還被授以高位要職，這足以說明他重視人才，廣任人才。
由於諸葛亮對人才的重視，和他的不拘一格攬人才，一批新人從下級官吏中脫穎而出。這在他輔政期間，其例是舉不勝舉的。
蔣琬，字公琰，他少年時即以才德知名。隨劉備入蜀，任廣都（今四川雙流）縣長。蔣琬懷才不遇，感到委屈，便“眾事不理，時又沉醉”。時常借酒消愁，懶於理事。劉備出巡察覺，大怒，準備治以重罪，諸葛亮深知這是用人不當造成的，便勸劉備收回成命，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裏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諸葛亮認為，蔣琬是治理國家大事的人才，並不是那種隻能治理百裏小縣的人；他施政以安定民心為本，不把表麵裝飾放在前麵。經諸葛亮的請求，劉備隻免了蔣琬的官，沒有將他處死。
不久，諸葛亮設立丞相府署，任用屬官時，立即起用蔣琬。最初，他任蔣琬為丞相府東曹掾，繼而舉茂才，拜參軍。後又授以丞相府長史一職，加撫軍將軍，使蔣琬位居群僚之首。北伐期間，諸葛亮以蔣琬留守成都，統領丞相府事務，放手讓他代替自己處理後方的各種事務。史稱：“諸葛）亮數外出，（蔣）琬足食足兵以相供給。”蔣琬在成都盡心盡職，保證了北伐蜀軍所需的物資和兵源，顯示出非凡的才能。經過多年的考察和培養，諸葛亮看到蔣琬是一個“托誌忠雅，當與吾（諸葛亮）共讚王業”的賢才，臨終時密表後主劉禪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向劉禪推薦，讓蔣琬作自己的繼承人，任丞相主持國事。
諸葛亮臨終時，向朝廷推薦了兩任丞相繼承人，除了蔣琬外，還有一位是費。費。字文偉，原本是年幼官卑的新人，但“識悟過人”。諸葛亮發現他德才兼備，南征歸來時，在眾多的迎候臣僚中，“特命（費）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迎侯的百官的年齡和官位大多在費之上，而諸葛亮隻讓費與他同乘一輛車，從此眾人對費另眼相看。對年輕人僅僅表示器重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培養和使用。在費引起人注意之後，諸葛亮便對他一步步加以培養。“亮以初從南歸，以為昭信校尉使吳”。費奉命出使到江東，在吳國君臣“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的舌戰中，他“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始終不為對方的詰難所壓倒。孫權不由得稱讚說：“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必定能成為蜀國朝廷的棟梁大臣，恐怕以後不會常來吳國了。”表示了對費才德的敬重，認為他將會成為蜀國重臣。費回蜀，果然升為侍中。諸葛亮北伐時，費先任參軍，後升任中護軍、司馬等職。經過多年的培養和任用，費成為諸葛亮建議接替蔣琬主持國事的又一位賢才。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諸葛亮不僅注重人才，敢於破格錄用一批新人，而且還著意培養了一批新人。這就避免了在他死後出現後繼無人的問題。蔣琬、費、薑維，就是諸葛亮啟用的三位新秀，也是他一手培養的文、武方麵的繼承人。他們三人的成才過程，突出地表現了諸葛亮對培養人才的重視和在培養新人方麵所花費的心血。
2.樹起“寬容”與“重典”兩塊牌子你對別人不寬容，別人就對你斤斤計較；你打別人一耳光，別人就想揍你一拳頭。這個通俗的道理用到治人上，給人以很大的啟示。諸葛亮善於樹起“寬容”與“重典”兩塊牌子，目的何在？
剛出山不久的諸葛亮，麵對法令廢馳、特權橫行的益州，新官上任，便厲行法治，以徹底整頓其混亂局麵。
他特別強調治實不治名，由實際情況的應對出發，講求實效。
益州最嚴重的問題是官僚及地方豪強勾結，魚肉百姓，農民和官府間矛盾愈演愈烈，雖然號稱天府之國，其實創造的財富，都讓官僚及豪強剝削，農民生活非常艱困。
蜀地在劉備入主之前，劉焉、劉璋父子主持州事期間，律令殘缺，豪門大姓徇情枉法，“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淩辱小民”，因此，諸葛亮輔政治蜀，把“立法施度”、厲行法治作為當務之急。
實行法治，首先必須立法。諸葛亮召集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共同製定出了法典——《蜀科》，一套完整法律確立了。從此全國上下有法可依。他還親自著《法檢》兩卷，《軍令》兩卷，以訓勵各級官吏將士。可惜這些科條律令都佚失殆盡。從殘存的部分條目來看，其規定是非常具體和嚴格的。例如，他製定的《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把哪些是務必要做到的，哪些是應當引以為戒的，都一一列出，讓文臣武將隨時保持警惕，有所戒懼，使他們能夠廉潔奉公，恪盡職守。
這些律令的製定和陸續頒布，改善了益州原來律令不全、規章混亂狀況。那些“專權自恣”的豪強的不法行為受到限製，不能再胡作非為，就“鹹懷怨歎”，指責“諸葛）亮刑法峻急”。
由於諸葛亮不顧顏麵地打擊特權，使益州地區的官僚感到吃不消，他們開始指責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廣德量力”，紛紛要求他“緩刑弛禁”。被派作代表和諸葛亮交涉的，便是深為劉備敬重的益州太老法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