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斯大林在給朝鮮打氣。總之，直到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以前，蘇聯對朝鮮戰爭采取的方針是積極的，同時又是非常謹慎的。十分明確的是，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鮮民主義人民共和國取得戰爭勝利，但其限度是蘇聯不能公開和直接卷入這場衝突，特別是在美國已經介入戰爭之後。那麼誰還能夠給朝鮮以有力的人力支援呢？這時，斯大林開始考慮拿出最後的底牌——迅速把中國拖入戰爭。
斯大林對於朝鮮局勢出現逆轉的情況十分焦慮，並高度重視，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發出密電，指示加強空軍。隨後，斯大林緊急向朝鮮派遣了以蘇聯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紮哈羅夫(化名馬特維耶夫)的特別代表團，並攜帶著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對釜山防禦圈的進攻，從洛東江前線撤出所有部隊，把他們調到東線和東北線守衛漢城。
（二）斥責顧問
9月26日，朝鮮戰場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馬特維耶夫（紮哈羅夫副總長）自平壤報告：“在占有絕對製空權的空軍支援下，美國人對人民軍的前線和後方進行了狂轟濫炸，因而得以從水原向東和東南方向推進了25-30公裏，並在大邱北麵和西北麵以部分兵力占領了尚州和安東。”“敵人漢城集團軍的坦克部隊已經成功地向清州方向發展，並構成了對第一方麵軍的包圍之勢。”人民軍部隊“損失了幾乎所有坦克和許多大炮，正在進行困難的阻擊戰。部隊缺少彈藥和燃料，幾乎沒有補充”，整個部隊“從上到下的指揮組織得很差”，通訊也“沒有保障”。
這時，斯大林發現了戰爭組織籌劃方麵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多，大發脾氣，對朝鮮軍隊和蘇聯顧問大加指責。在9月27日的電報中，斯大林先是責備朝鮮軍隊的“前線司令部、集團軍司令部和各部隊在軍事指揮方麵、特別是在戰術方麵犯有嚴重錯誤”，接著又嚴厲批評蘇聯“軍事顧問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大的責任”，指責他們在坦克戰術運用上的“愚蠢”，在情報工作方麵的“無知”。斯大林特別強調造成局勢惡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大使和蘇聯軍事顧問忽視了“敵人在仁川登陸的戰略意義，他們否認這次登陸的意義，什特科夫大使甚至建議追查在《真理報》發表評論美國登陸情況的作者。這種忽視和缺乏戰略眼光的狀況致使他們懷疑從南方向漢城地區抽調部隊的必要性，調動部隊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擱了”。斯大林認為在此之有，如果能夠“保證蘇聯最高統帥部關於從主要戰線撤回4個師到漢城地區的命令得到準確和及時的執行”，“本來是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漢城附近的局勢的”。斯大林既不知道《真理報》介紹美國要登陸的評論，大概也忘記了中國領導人早在7月初就要蘇聯領導人提醒朝鮮同誌美國軍隊在仁川或朝鮮人民軍後方實行登陸的危險性，當時金日成固然因求勝心切而無視中國的警告，而斯大林本人也沒有在事前從戰略上重視這個問題，連作戰方案和計劃都沒有審批。
在10月1日的電報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大使沒有積極向朝鮮領導人提供意見和建議，“從而助長了朝鮮領導人搖擺不定的情緒”；埋怨馬特維耶夫（紮哈羅夫副總長）“一直未曾將他對朝鮮戰局的評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說他也未曾提出目前這種形勢所需要的任何設想和建議”，從而妨礙了莫斯科的及時正確地決策，也導致“朝鮮領導人還沒有在三八線及其以北保衛共和國的任何計劃，也沒有從南朝鮮撤出部隊的計劃”。斯大林大概也忘記了正是由於他本人的一貫方針和嚴厲的命令，蘇聯軍事顧問在朝鮮的活動受到嚴格限製，蘇聯顧問奉命無論如何不得越過三八線，因此他們自己對戰局的了解及施加影響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三）堅守三八線
9月28日，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給斯大林的信，要求蘇聯用空軍援助朝鮮。他們還決定給毛zedong寫信，也是暗示要求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