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大師兄不得不說的故事
科技與人文
穀正中
當年京城那個孤寂的理學群體在經曆了前一年在乾清宮禦宴的輝煌之後，又回到了以前的孤寂
經曆整整一個月的跋涉，1868年農曆十一月十三日，平息洪楊之亂的曾國藩終於從金陵來到了告別十二年之久的帝都，借宿東安門外賢良寺，出任直隸總督。
接下來三天被太後召見，其中第三天被召見離開養心殿時，“時在廷諸臣，想望豐采，退朝之際，千官屬目焉”。
這位厚積薄發的政治明星有如現在的足球明星一樣，被上千粉絲圍成一團，爭相觀睹。如果那時有微信，文武百官當天的“朋友圈”秀出來的或大都是與曾國藩的合影。
理學派走出孤獨共享榮耀
經曆年底這段喧囂與浮華後，第二年的正月初五，他拜訪了一位特殊人物——大師兄倭艮峰。
艮峰（1804—1871），名仁，烏齊格裏氏，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點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四年（1844年）遷大理寺卿。同治十年（1860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端。
雲南師宗的何桂珍與曾國藩是同年並同為京官，何桂珍與京官竇蘭泉都是師宗人。竇蘭泉與最早在京城為官的安徽霍山人吳廷棟是老相識。竇蘭泉考舉人時的主考官正是蒙古人倭艮峰。基於這種同年、同僚、同鄉、門生關係，倭、曾、何、竇、吳與由江寧布政使赴京為太常寺卿年屆六十八的湖南善化唐鑒，形成了當時帝都的“理學圈”，唐為師，曾尊年長七歲的倭為前輩。
此時鴉片戰爭正酣，這個經世理學派與時勢格格不入，注定是孤獨的一個小圈子。當時誰也沒想到大師兄艮峰與曾國藩在十多年後代表這個圈子，成為王朝尊貴的象征：同治八年正月初五，皇帝賜宴廷臣於乾清宮——就像現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內監引入，皇上升座，倭領滿大學士、尚書西向坐，曾領漢大學士、尚書東向座。
對前輩楷模亦步亦趨
如果說唐鑒在求道的方向上點撥了曾國藩，那麼艮峰從技術的層麵做楷模，給曾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堅持做“日課”和行事低調。
1839年考取功名被點翰林返鄉後曾國藩開始記日記，名曰“過隙影”，就像現在人寫微博和發微信朋友圈一樣，隻是記流水賬。唐鑒要求曾把日記當做一門功課來做，曰“日課”，並隨時抽查。
朝中“日課”做得最好的數艮峰，“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可愛”，朝中百官競相效仿。
曾國藩從1842年十月初一日起，“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他還把艮峰前輩的日課抄錄下來，寄給諸弟供學習。
儒家先賢倡導“每日三省吾身”，一些以儒為宗的政治家、學者用寫日記來“修身”鍛煉自己意誌，同時也讓思想、工作條理化。蔣中正就繼承了曾國藩寫日記、做日課的習慣。
最讓曾國藩受用的還是艮峰前輩傳授的低調務實的風格。
有一事可證：1843年“正月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為正慶。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竇蘭泉及艮峰先生勸止之，故不複張筵。”
以身殉道理學精神
鹹豐皇帝登基後特詔求言，艮峰上折大談用人之道，用詞大膽，體現了敢於擔當的士人精神。這種精神鼓舞曾國藩上書皇上繼續艮峰前輩大談用人之道。
洪楊之亂致地方秩序頓時崩潰，在《查辦土匪》一折中，他向鹹豐帝表示，“欲重典以鋤強暴，即吾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鹹豐帝表示認可。後來眾口悠悠稱他和弟弟為“曾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