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要奴才。
在雍正看來，作為中高層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幹不出成績，不能有所作為，這本身就是失職，即使人品再好，也不過像個“木偶”擺設，隻是個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他說：“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駕禦雖然省力，恐誤事。”對這種官員必須及時調整。雍正把守國法無過錯的管理者分為兩類，一種是聽話順從但平庸無為之輩，另一種是有才幹有主見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見的人。在這兩者之間，雍正的態度十分明確：“去庸人而用才幹。”
雍正清除貪官庸人毫不手軟，而對有才幹的人卻是備加愛惜的。他常對高管們講，凡是有些真才實學的人，因為他們有才識有主見而敢於頂撞，難以駕馭，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節的毛病，但治理國家最終要靠這樣的人，對他們應當愛惜、教誨，而絕不能因為見解不同就拋棄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殘。
2、不看資格。
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中高管隊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薦舉人才。可是有的官員忌賢妒能，以還沒有全麵看透為理由，拒絕推舉他人。雍正斥責說：“若一定等全麵看透才推舉，那麼天下就沒有可推舉的人了！”雍正曾對廣東總督阿克敦說：“用人選官不能先有成見，以前不行的，經過努力改進，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驕傲起來，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選拔新人，保守勢力反對說這些新人經驗不足。對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說：“沒有先學養孩子而後再嫁人的。”意思是說，經驗不足完全可以在實踐中學習。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員的才識能力與其職務相當，這是雍正的一向主張。他認為，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也難以效力，雖賢者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則為官者各施所長，政無廢事。
雍正對地方上的總督、巡撫大員反複強調，要大膽選用有才幹的人，不能循規蹈矩。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如果遇到有作為的賢能之員，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資曆升轉。”對寵臣田文鏡也談到：“朕從來用人，不是全看資格，有時即使官階級別懸殊較大，也是無妨的。”更對廣東總督郝玉麟講，在用人問題上，“萬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3、不要為自己做官。
雍正早就發現，有些地方官員凡事都要請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隻看皇上臉色說話，聽皇上口氣行事，沒有明確指令寧可等待也不動手。對於這種現象，雍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人實際是推卸責任，為自己留後路。雍正後期，清政府連續六年在西北用兵，討伐叛亂的準噶爾部首領，當時的軍事統帥嶽鍾琪曾就如何進軍用兵等問題請示皇上，雍正嚴厲批評他說：朕在數千裏之外，怎知道當地具體情況，這都是你大將軍因時因地酌情辦理之事，朕怎麼可能神機妙算、給你下命令呢？
雍正甚至要求內外大吏，不要因欽發諭旨而影響了自己的主見。這點，他在給湖北巡撫馬會伯的一件朱諭上說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諭，皆因人因事，權宜而發，有合於彼而不合於此，有可行於此而不可行於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隨朕一時諭他人之諭，來惑自己主見”，並進而指出，隻有秉公報國，才會有“根本主見”。
尾聲
雍正繼位時，諾大的一個大清帝國，國庫存銀不到五百萬兩。13年後，當乾隆繼位時，國庫存銀已經增長了十幾倍，達到了近五千萬兩。與此同時，通過攤丁入畝等新政，實現了人人平等交稅，使稅收大幅度增加，卻沒有增加百姓們的負擔，百姓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如果說康熙時代是一個大開大闔的時代，創業打天下。那麼雍正時代就是整固的時代，精細化管理，鞏固康熙時代的勞動成果，去除積弊，同時休養生息，不擾民，讓百姓逐漸富足起來，百姓富足了，國家自然強盛。國家強盛了，才有充足的物力、財力麵對外部危機。所以，雍正皇帝掛在口頭的一句話就是“打仗就是打錢糧”，斯以為然矣。
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們已經廉頗老矣，大多已經把權力移交給第二代掌門。可第二代掌門如何革弊創新，給第三代打好基礎，將是一個永恒的話題。看看中國二代皇帝們的管理之道，還是很有幫助的！
編輯 周晉鵬
《商道》雜誌QQ⑧群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