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在秘密狀態下進行。跟所有信守承諾的老牌歐洲人一樣，決心既下的羅孚公司表現得十分積極，一切都出乎想象得順利。在相關協議都簽署好之後，仰融犯下了一個讓他懊悔終身的決定。
他決定把羅孚項目放到浙江省的寧波市。很多年後，仰融都沒有把這個決策的真正動機對外透露。看上去，寧波是一個不錯的建廠選擇，這裏有全國最好的深水大港，周邊的汽車配件企業眾多，寧波市政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一次性批給華晨3000畝土地，出讓價一畝隻有區區5萬元。而且，讓仰融動心的是，他被允許參股投資寧波跨海大橋，這個項目據稱將帶來上百億元的現金流。
在這位優秀的戰略構架師的算計中，招招精準，環環緊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齊備。隻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點：東北的政府方麵的心態。
或許在遼寧省和沈陽市政府看來，仰融這次是想“趁亂溜走”了。自金杯被救活之後，遼寧省就一直將汽車產業作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產業，沈陽市也從來沒有放棄“中國的底特律”之夢，他們自然希望仰融把所有的資產和項目都放到沈陽。在過去的10年裏，他們對華晨有求必應，不遺餘力。有一次，一位沈陽市領導對仰融說：“為了華晨，我們連買褲衩的錢都墊出來了。”可是，就在超速擴張的關頭，仰融卻趁“慕馬大案”的動蕩之際，調頭南下，這在東北官員看來，無異於背叛。一位投資銀行的分析師認為，“站在遼寧省、沈陽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車，讓金杯汽車為他在外省的項目輸血”。
政府方麵與仰融的談判細節從來沒有公開過，不過其溝通的結果眾所周知。政府方麵希望仰融把羅孚項目放在遼寧，年初省政府的主要負責人還具體地提出了一個“大連方案”。仰融則堅持在寧波建廠，不過他承諾沈陽仍然將是華晨的客車基地。顯然，這是一個無法讓政府方麵滿意的答複。就這樣，矛盾突然在2001年的秋天激化了。
矛盾激化的另一個背景是，一向低調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變得異常高調，他開始頻頻接受記者的采訪，出現在各種財經類媒體的封麵上。也許在他看來，華晨的宏大架構終於清晰，已經到了站出來為偉大事業造勢亮相的時候了。在《福布斯》雜誌公布的“中國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億元資產排在希望集團劉氏兄弟和歐亞集團的楊斌之後，位列第三。在此之前，除了汽車界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仰融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為天下所知。榜單設計者胡潤對仰融資產的計算，是以他在華晨中所占的股權為依據得出的，仰融對此默認。於是，政府方麵對他的質疑，便是從資產計算開始的。10年前那著“精妙之筆”終於露出它猙獰的一麵。
政府方麵認為，華晨絕對不是仰融的華晨。根據10年前的股權設計，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會無疑是國有資產的代表者。在過去那麼長的時間裏，無論是政府方麵還是仰融，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談論基金會的資產性質，但是它就好像一座大廈的基石，默默地埋伏在那裏，一旦動搖，便天崩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