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命題的顛倒過於簡單，難以成立。連力主民主政治的張熙若後來也批評胡適的這一論點“在邏輯上發生問題”，“胡先生說，‘我們不妨從幼稚園做起，逐漸升學上去！’我要問：升學後所升之‘學’是高度的民治呢？還是專製與獨裁呢？”而且，胡適認為民主政治“使許多阿鬥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應付”的觀點也很難說正確。現代國家生活極其複雜，無論哪種政體，都需要大量第一流的專家以各種方式參與決策。這種把專家參與決策與民主製度對立起來，反映了胡適對民主的片麵理解。應該承認，公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準與政治素養，是實行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僅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並不能自然產生民主意識。隻有在民主政治的逐步實施中，才能培養、產生民主意識和習慣。胡適所提出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觀點，其現實意義就在於強調隻有通過民主製才能學習民主規範，培養民主意識。
但一個嚴酷的事實是，近代中國並未真正實行民主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帝製，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國，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麵。對此，胡適針鋒相對地寫道：“我們要認清，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造成是因為舊日維係統一的種種製度完全崩壞了，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什麼可以替代他們的新製度。”當然，這種新製度的確立並非一蹴而就，要經過一段轉型期。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難免要產生某種程度的動蕩，或是轉入新的機製，或是退回舊的軌道。
而且，獨裁的難以實現，不僅在於舊的已經毀壞，如常燕生在《建國問題平議》中所說，還在於“現代的中國，有幾件新要素都是從前所沒有的。第一是科學……第二是國際的複雜關係……第三是民治思想”，所以“國家的真正統一，隻有在這樣的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盡管民主製本身也有著欠缺和不足，但正如陶孟和在《民治與獨裁》中說，“人類本是有許多缺點的動物”，“所有的政治製度都不過是殘缺的程度問題”。
揆諸實際，中國社會並沒有為“新式獨裁”提供理想的條件。所以胡適在《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中呼籲人民警惕“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並堅定地說道：“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製。”
近代中國的糾結與困境
這場爭論並沒有、也不可能達成共識，但卻反映了近代中國的糾結與困境。人們信仰、希望、追求民主、共和、立憲，但在現實麵前卻屢屢受挫。
早在這場論戰的幾十年前，梁啟超就與革命黨人辯論，認為革命隻能帶來全國性混亂，因此他希望並且相信中國隻能實行“開明專製”、實行由上而下的君主立憲。但清廷卻使他大為失望，並未“開明”，也未立憲，反而於1908年下旨查禁梁啟超領導的政聞社：“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若發現梁啟超等人“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辛亥革命後，梁啟超希望並且相信袁世凱能成為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新式獨裁者”，因此積極挺袁。但是，曆史證明袁其實也是“舊式獨裁”，梁啟超在《袁世凱之解剖》一文中對袁蓋棺定論：“袁氏誠不失為一大人物，然隻能謂之中世紀史暗黑時代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決非在十九二十世紀中有價值的人物。”⑤
辛亥革命後的曆史也證明了梁啟超的正確，國家確實陷入長期的軍閥混戰，烽火連年。近代中國的困境使民主、憲政難以真正實現，而“新權威”其實是“舊權威”。因此，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有關於“新式獨裁”的強烈企盼與激烈質疑，恰說明中國的現代性轉型並未完成。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① 楊公達：《革命的回憶和國民黨的複興》、《國難政府應強力化》，《時代公論》，第23、24號，1932年。
②蔣廷黻《獨立評論》，第5、11、15、51號。
③錢端升：《民主政製乎？極權國家乎？》，《東方雜誌》第31卷1號。
④張佛泉：《訓政與專政》，《國聞周報》，第11卷36期，1934年9月。
⑤梁啟超：《袁世凱之解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10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責編/徐豔紅 美編/於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