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民主程度與效率程度是衡量政治體製優劣的重要標準，但困難在於，二者的追求目標並不一致。民主的目標是參與最廣，效率的目標是決率——執行最快，二者雖不是完全背道而馳，卻互有矛盾，其中一個得到張揚時，另一個極易受到損害。因此，許多國家都製定有“緊急狀態”一類的法律，以犧牲民主來換取效率，度過“緊急狀態”。
此時的專製論者，明確主張以犧牲民主來換取效率。但是，犧牲民主不意味著必然會有高效。一個高效的集權政府，是需要一係列不可缺少的輔助條件。如利益的一致，意識形態的強烈認同，決策程序的科學化，執行機構的合理化，靈敏的反饋機製，對個人擅權、舞弊等非組織行為的監督控製，等等。這些條件，在當時的中國並不具備。在這種曆史環境中，很容易產生一種既專製獨裁又腐敗無能的舊式政權。其實，蔣廷黻等人也意識到此點，因而提出要建立一種與中國傳統專製製度不同的“新式獨裁”。丁文江認為：“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製改為比較新的新式獨裁。” 張弘在《專製問題評議》中較為具體地說：“這所謂專製絕非野蠻專製，非法專製，無限專製，權力專製，禁止言論自由的專製，而乃是開明專製，旨趣專製，以公共福利為前提的專製，不似舊日以個人為目標的專製。” 畢竟，國家的強盛是他們的首要關注，他們認為，要使中國免於滅亡，隻有讓權力高度集中，最後集中到一個人手中。蔣廷黻說道，“我以為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製”，因為“個人的專製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它方式可能性較高”。留學美國、此時在北大任教的張佛泉在著文反對專製的同時，又無可奈何地寫道：“不過在目前中國狀況之下，即使我們要采用民治，在未提高民眾政治程度以前，也不能過於信賴民眾。”④
當然，他們盼望的並不是舊式的皇帝，而是一種具有現代精神的“新式獨裁者”。丁文江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錢端生亦希望這種新的獨裁者“能有組織，有理想，能為民眾謀實際的福利，能對現代經濟製度有認識，能刻苦耐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對“新式獨裁”的種種描繪界定，恰恰反映出那種既希望有一使國家強盛的強力政府，又懼怕中國傳統、“舊式”專製製度的矛盾心態和兩難處境。而且，他們雖然提出了新式獨裁的具體標準，卻未提出如何產生、造就這種新式獨裁的具體措施。或許，他們也意識到自身毫無權力這樣一個事實，實際根本無力、也不可能造就一個理想的“新式獨裁”。因此，這隻能是一種無力的幻想。
新權威還是舊權威
雖然當時險惡的國內國際環境使許多人喪失了對自由民主的信念，但以胡適為代表的少數人仍堅持昔日的觀點，反駁專製論的種種論點，為民主政治辯護。
針對蔣廷黻的論點，胡適連續發表了《建國與專製》、《再論建國與專製》兩文。他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就形成了民族國家，“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製”。而且，“我們今日要談的‘建國’，不單是要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而是現代化的民主國家。他反問道：“中國的舊式專製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製？”他進一步將專製分為領袖獨裁、一黨專政和一個階級的專政三種方式。他堅決反對任何一種方式的獨裁。其理由有三：首先是“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因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作、政治生活極其複雜，而要對所有這些方麵都全麵管理的高度集權專製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其次，“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最後，“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製是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他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點：“隻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鬥。”在此，胡適把民智未開，難以實行民主政治這一命題顛倒為民智未開，最宜實行民主政治這一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