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製度由政府對轄區人口進行管理的一種必要手段轉化為限製公民自由流動的製度，實行計劃經濟就成為建立這一製度的邏輯起點。③這一戶籍製度的基本內容是：公民從大城市往中、小城市遷移基本自由；小城市往鄉鎮遷移基本自由；但反過來，則要受到十分嚴格的約束。而後，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這就形成了中國戶籍管理製度的城鄉二元結構，進而演化為與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等一係列城鄉二元經濟社會製度安排。這就是所謂的“一國兩製”。
中國城鎮化的艱難曆程
基於戶籍製度的“一國兩製”，中國在整個城鎮化進程中基本上避免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貧民窟的“社會傷疤”現象，但也有很高的機會成本。這就表現為中國城鎮化大大滯後於工業化，大量的農村人口持續增長，無法有序轉移到城鎮就業安居，還出現了人為的“逆城鎮化”過程，動員上千萬城鎮初高中畢業青年“上山下鄉”，僅1968-1975年農村人口就增加了1.17億人，總數達到7.64億人，占世界農村人口總數比重的29.9%，也大大超過中國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為22.7%）。到1980年，大批知識青年已經返城，中國城鎮人口達到1.91億人，占世界城鎮人口比重僅為10.76%，明顯低於中國總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為22.2%）。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農業改革的啟動推動農村工業化的進程，城鄉二元結構開始打破，形成了新的三元結構，即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80年代中期，已有八千萬農民轉入或部分轉入非農產業。④農村與城鎮經濟一體化在加快發展，農民進城務工大勢所趨。
1984年10月，《國務院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頒布，規定農民可以自理口糧進集鎮落戶，並同集鎮居民一樣享有同等權利，履行同等義務。這是允許農民進城的“黃燈階段”，開始告別此前長達26年的不允許農民進城的“紅燈階段”。
不過，這一“黃燈階段”也經曆了十幾年。由於農村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農村勞動力和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農村總人口年平均增長率明顯下降，並進入零增長。到1995年，農村總人口達到曆史最高峰，為8.59億人，而後開始逐年減少。1999年中國農村就業人數達到峰值，此後開始轉入下降階段。
進入21世紀，開始進入所謂的“綠燈”階段，不過這也是一個時間比較長的漸進過程。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村人口。發展小城鎮是推進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2001年3月，國家“十五”計劃首次提出“五年轉移農業勞動力達到4000萬人”宏觀調控的主要預期目標之一。為此，同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製度改革意見的通知》，標誌著小城鎮戶籍製度改革的全麵推進。通知規定，對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的人員不再實行計劃指標管理。由此，中國進入工業化與城鎮化加速階段。與此同時，非農產業就業比重超過了農業就業比重，這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重大轉折點。2005年，中國農村總人口降至7.45億人，中國告別了農村總人口世界第一的帽子。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戰略，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完善戶籍和流動人口管理辦法。2006年3月，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五年內城鎮化率提高4個百分點”，同時又提出了“五年轉移勞動力4500萬”的預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