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各國的競爭性貨幣、寬鬆貨幣貶值愈演愈烈的大趨勢下，人民幣是迄今為止繼美元升值保持堅挺的大國貨幣之一。中國最近開始放鬆貨幣政策，但相對於日本或歐洲，中國在努力以更謹慎的方式做這件事。對中國來說，與其實施一次性的競爭性貶值以支持出口，不如緩慢升值以增加人民幣作為價值儲藏手段的吸引力。人民幣正統地位日益增強的同時，全球其餘國家正在尋找美元以外的可靠替代品，以作為全球大環境之下唯一的實際儲備貨幣，而這一天正迅速臨近。
全球老大的當然反應
世界由英國到美國這兩個相繼成為第一超級大國、霸主的500年來，第一大國們就做了兩件事：一是製定全球性“遊戲規則”（包括政治規則和經貿規則）；一是用貨幣雄霸全球（沒有貨幣稱霸，隻靠“遊戲規則”是無法維係的，英鎊的敗落，以及全球曾經的第2大國德國、蘇聯、日本等都因此而無法登上全球老大的位置）。從英鎊風靡全球300年，到新霸主不到100年曆史的美國稱雄全球，概莫能出自這兩條規則。
美國對此已經做出了曆史性反應與防範。最近，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當地時間5月6日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本次學術論壇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和美國卡特中心聯合承辦，兩國共學者、專家出席論壇。這段時間以來，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發展迅猛，引起美方人士的強烈憂慮。與此同時，美日主導的TPP談判顯著提速，美國總統奧巴馬多次表示加快TPP談判，要由美國而非中國來主導經濟規則。從種種表現來看，美國對中國防範之心似乎加重。與會多位中美學者強調，中國在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方麵的諸多做法是“補充而非替代”現有國際秩序，絕對無意挑戰美國主導的秩序，美國不應有所謂“喪失亞太主導權”的擔憂。
全球的發達國家——首領美國是否刻意牽製中國、中國又是否決意挑戰美國主導的秩序？有學者一針見血的指出：美國對待亞投行的第一反應是錯誤的，中國發起的新倡議並非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對現有秩序“無暇顧及”領域的“有效補充”。
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一種全球性的貨幣行為，而中國方略“一帶一路”是一種全球化的經貿行為、一種經貿遊戲新規則。但中國是補充現有經貿全球體係不足的一種做法，而這種做法符合國際範式，也反映了現有國際機構的做法的一種殘缺，展現了新興大國——中國的全球性擔當、負責任態度，同時也暴露了美國、歐盟與世界秩序本身的弱點缺陷。這些全球性創新之舉讓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相形見絀，顯示出美國對於中國能力上升、自身喪失主導權風險的戰略擔憂和戰術防範。
最近，美國官方對亞投行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轉變。奧巴馬表示美國沒有反對亞投行，但“要求亞投行實施高治理標準，保持透明度”。對此，有中國學者認為：世行和亞行充其量隻能滿足很小一部分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美方既然擔憂亞投行治理和透明度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仍是自身選擇加入。事實上，美國的擔憂不隻體現在經濟領域，美國擔憂中國在亞太同盟體係、亞洲領導地位、國際規則話語權、控製權、國際貨幣體係、包括太空和網絡安全在內的全球公共領域治理等多方麵挑戰既有秩序，但從中國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新的安全觀”、“新型大國關係”等主張來看，中國主張和而不同、共同發展。如果兩國都能“突破舊秩序，向彼此靠近”——這是9月份“習奧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而幫助形成新的地區和世界秩序，這將對亞洲及全球產生正麵影響和動力。由於“價值觀”的世界性文明衝突在無限延伸、蔓延……美國內部確實對中國崛起存在不同看法，比如西海岸人士更加注重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但東海岸官員喜歡從安全角度予以解讀，但如果有人假設兩國是對手甚至敵人，那雙邊關係將很難維持好的勢頭。中美關係新現實是在經濟和安全領域日益相互依賴，所以不能讓一些負麵因素嚴重影響兩國關係發展，要努力構建符合國際現實的新機製。在可預見的未來，無論美國會不會衰落，還是將保持全球的龍頭老大地位，中國也將繼續發展。
沒有結尾
“一帶一路”，到目前為止，還不是國際性經濟、商貿、投資“遊戲規則”，不像WTO那樣，國與國都可以使用；也不是TPP、TTIP那樣規範經濟體與另外經濟體的經濟秩序規則。“一帶一路”，是中國自己的遊戲規則、自己絕對說了算，是，否，全囿中國函蓋定義界定。還有，“一帶一路”有了爭議，找誰去？找中國，中國是“王婆賣瓜”；找國際，國際社會誰管得了？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必須要有玩30-50年“遊戲”的準備：（1）符合人類大自然的“遊戲規則”，正因為這個規則讓蘇聯永遠地離去了；（2）市場經濟地位規則——這是人類社會“法治國家”的現代及未來理念；（3）既然是全球性的經濟建設，“一帶一路”枝幹的亞投行等配套機構或許能夠改變全球體係，但這並非抽象意義上的，且前提是它們反映了中國政府在其他長期經濟和政治目標上的追求；（4）中國這些長期目標，是曆史未曾有過的，讓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或超過美國的水平，接受開放治理，讓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契合、買賬，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國際貨幣、而不僅僅隻是作為交易手段被更廣泛地使用；（5）中國必須讓外界、全世界看到，它有實現這些遠大目標的決心和信心，是全球性經貿的大融合，不是中國一己而為的動作與行為。
若中國新金融、經濟的外交目的是，在不從根源上改變全球政治和經濟邏輯的前提下擴大和加深其全球足跡，那麼結果可能使整個亞洲麵臨更大全球風險。最終，這種戰略重心西移將不過是對美國重返亞洲、歐洲擴張全球經濟市場的回應，那麼這種回應雖是商業上的，但也是咄咄逼人的，它提醒我們，就像美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所說，地緣經濟是“遵循商業語法的戰爭邏輯”；還有中國執政黨超過8000萬人之巨的全球性唯一獨大，又怎樣與全球化理念融合？與全人類大自然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