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向對經濟長期發展具有支撐作用領域，如基礎設施、基礎教育、科學研究、公共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以及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這些領域的政府投資對保持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和諧發展至關重要；
（2）增加財政對城市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麵的支出，以期降低城市居民的長期預算，進而降低儲蓄，擴大消費；
（3）加強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廣大的農村地區。公共財政的支持重點要逐漸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將更多的財力用於包括農村基礎設施、農村義務教育、公共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通過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範圍，加快縣鄉鎮財政體製改革進程等措施，確實減輕農民負擔，並通過直接對種糧農民進行補貼等方式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以期啟動農村消費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業領域的過剩生產能力。
（二）調整現有的外資稅收政策，引導外資投向，提高外資利用水平
我國現有的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區域導向性強，產業導向性弱。即外資稅收優惠政策由沿海到內地（從經濟特區到經濟技術開發區，到經濟開放區，再到其他地區），以及由東向西，稅收優惠程度是逐漸降低的。與區域導向形成反差的是稅收優惠的產業導向性比較弱，即使對高新技術產業或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基礎產業有明確的稅收優惠政策，那麼這種優惠也是從屬於地區優惠政策的，即在給外資確定適用的優惠政策時，首先看其是否是在“某某經濟區”，然後才看其屬於何種行業。這種政策導向的結果是：
1.外資主要集中到了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資金真正匱乏的中西部地區難以得到外資的“惠顧”；
2.外資主要集中到了高汙染、高能耗、勞動力成本相對低的行業，甚至是投機性較強的地產與股票市場，而對國民經濟長期發展具有支撐作用的基礎產業，以及能夠提升我國經濟整體競爭力的行業很難得到外資的“青睞”；
3.外資正在向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等對國民經濟具有控製力的行業集中。
另外，在我國加入WTO若幹年後的今天，外資仍然在所得稅方麵享有“超國民待遇”。在世界各國爭取各種平等機會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今天，我們反而自戴“枷鎖”，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同時，正是由於外資可以享受許多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而內資企業隻能“望洋興歎”，所以，許多內資企業紛紛通過尋找境外利益代理人或在境外注冊公司等形式，然後投資境內，以享受相應的外資待遇，形成所謂的“假外資”現象。由此觀之，目前的外資優惠政策既不利於我國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也不利於提高外資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資過濫，導致國際收支失衡。因此，必須對包括稅收優惠在內的整個引資政策進行調整，以提高外資的利用水平，進而減輕資本賬戶順差給人民幣帶來的升值壓力。
我們應根據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需要，確定需要重點扶植的產業，凡是進入國家擬定支持產業範圍內的外資，不論其在什麼地區落戶，一律都可以享受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還要輔以區域性稅收優惠的政策，但這裏所說的區域優惠政策，與過去由沿海到內地稅收優惠程度依次減弱正好相反，它強調的是對到經濟落後地區投資外資的稅收優惠，以鼓勵社會資源向落後地區流動。同時，還要加快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並工作，使得內外資具有相同的競爭環境。與部分人認為取消外資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及調整其他有關外資政策會減少外資流入觀點相反的是，政策優惠與否絕非是外資來中國投資的惟一或主要決定因素，因此，有關引資政策的調整不一定會對外資造成太大的影響。同時，我們調整外資政策，也是為了拒絕一些低質量外資（隻從事高能耗、高汙染、低技術等項目投資的外國資本）的流入，以及“假外資”的再度出現，最終減輕由於外國資本過度流入而給官方帶來外彙收購壓力，由此，也可以減少國際收支過度失衡與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強所帶來的壓力等問題。
（三）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出口與進口貿易的平衡發展
從1990~2004年的15年間，除個別年份外，我國均為貿易順差國。而2005年1~8月份，我國出口總額為4763億美元，同比增長32%，進口4155億美元，同比增長15%，累計貿易順差達608億美元，若上半年的貿易順差態勢得以延續，那麼2005年全年的貿易順差有望超過1000億美元。在中美、中歐貿易摩擦頻發的今天，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額對我們來說，不僅不是福音，而且還成了近年來西方國家強壓人民幣升值的由頭。在一定意義上說，貿易順差的持續與不斷擴大，也是內需不足與國內經濟降溫的另一種表現。未來幾年，如果內需不足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的話，那麼，淨出口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還會上升。屆時，人民幣升值壓力、貿易爭端等問題還是進一步增強或惡化。因此，為了減少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摩擦，以及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在擴大內需與出口導向之間求得某種平衡。
對於如何轉變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著力提高對外貿易的質量和效益。擴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製高能耗、高汙染產品出口，鼓勵進口先進技術設備和國內短缺資源，完善大宗商品進出口協調機製”。在我國諸多支持外貿發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稅政策具有很強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稅政策自1985年實施以來，對擴大我國出口規模、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加就業，以及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均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隨後的20年中，根據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及國內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國家分別於1994年、1999年、2003年對出口退稅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調整，目前的出口退稅率共分五檔，分別是：17%、13%、11%、8%以及5%。如果說1999年出口退稅率的調升是為了通過擴大出口保持國內經濟適度增長，以消除東南亞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造成負麵影響的話，那麼，2003年出口退稅率的平均下調則意在減輕中央財政退稅負擔與調整出口產品結構。而今天再提出口退稅製度改革問題，則重在通過進一步調低某些產品出口退稅率，以求轉變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提升出口商品質量，促進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為目的。在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率時，除了像農業、電子，以及通信等一些需要特別保護和鼓勵的產業，其出口產品退稅率保持不變外，對一些高能耗、高汙染行業的產品，以及資源性產品，要繼續下調其出口退稅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可以考慮對汙染嚴重和能耗高的出口產品征收出口稅。將開征出口稅作為一種替代調升人民幣彙率的方式加以使用，幫助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無論是對出口退稅，還是對出口征稅，可以認為都是一種行政性杠杆，既可以用於優化和調整國內產業結構，也可以用於調整特定時期的國際貿易收支平衡，更可以用於緩衝時下我國所遇到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
（四）開征“托賓稅”，限製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
由於近年來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增強，所以很多國際短期資本，尤其是國際遊資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雲集。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僅2004年就有不少於1000億美元的國際遊資流入中國。因為在資本項目下，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國際遊資大多是通過短期貿易融資或僑彙等渠道進來的，所以，我國外彙儲備規模的快速增加與國際遊資的進入不無關係。
1978年，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中國托賓（JamesTobin）在其發表於《遠東經濟雜誌》的一篇“關於國際貨幣改革建議”的論文中，提出了對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行為征收交易稅的構想，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限製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動來穩定國際金融體係。按照托賓的設計，這種交易稅是按一定比例在全球統一征收的，隻要是兩種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交易，都要征收統一稅，無論其中是否涉及本國貨幣。甚至一國居民從另一國居民手中購買貨物、服務、真實資產等行為，都要照此征稅。由於對貨幣兌換交易征稅是托賓提出來的，所以人們也將其稱為“托賓稅”。從1978年至今的20多年中，盡管全球發生了多次國際金融危機，但托賓的建議並沒有得到采納。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因深受危機之苦，它們都對短期國際資本的進出采取了相應的限製措施。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措施都不是原本意義上的“托賓稅”，但它們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托賓的建議精神。如巴西曾對一切外國資本的收益（紅利、獎金、利息）征收15%的利息均衡稅，泰國對外國人征收10%的利息稅，智利政府對所有外國借款征收1.2%的印花稅。同時，智利、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還通過要求外來資本按比例繳存一定準備金等方式，向外國資本征收間接稅，以限製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入。
為了抑製國際遊資進入我國豪賭人民幣升值的行為，可以考慮對所有進入中國的國際資本開征“托賓稅”，同時，為了對正常的投資和貿易不造成實質性影響，對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資金相對穩定的國際資本實行“退稅”。
五、結 論
目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不斷增強，既是我國經濟內部與外部發展失衡的結果，也是對我國轉型期各類社會經濟矛盾的一種折射。首先，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或者外需的拉動，很多出口產品是以高能耗、高物耗、高汙染的方式生產出來的，而其技術含量與附加值又都很低，形成了“三高、兩低”的不可持續的外貿模式。這種隻注重內部經濟目標，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外部經濟平衡發展的做法，導致了我國為了出口創彙而不計成本，對外貿易長期處於順差的局麵。從更長遠的角度看，與我國目前外貿模式相伴隨的“顯性”經濟成本及“隱性”社會成本會越來越大，出口商品的換彙成本有潛在上升趨勢，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壓力也不可小視。其次，我們還存在許多使內需嚴重不足的問題，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不及時，投資與出口主導型的增長模式沒能向消費主導型的增長模式轉變；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農村地區成為全麵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瓶頸”；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不斷惡化，低收入階層的內在消費意願難以轉化為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社會保障體係不完善，“預防性”儲蓄居高不下；金融體係效率低下，儲蓄不能轉化成有效的投資等。如果說貿易盈餘是我們曾經在外彙缺口較大時，刻意追求的一種狀態的話，那麼，通過外需的不斷擴大來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則成了現時內需不足情況下的一種必然訴求。
由此可見，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因素，既是多維的，也是複雜的。所以，其壓力的真正緩解，需要從多個角度去考慮和著手，尤其是要從我國目前所實施的經濟發展戰略、外資政策、地方政府行為，以及深層次的經濟體製及經濟結構等層麵找原因。上述所提出的財政稅收措施隻是一時的應對之策，也隻能從外圍為彙率管理體製的進一步改革贏得時間。人民幣升值壓力問題的最終解決還需要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斷深化經濟與金融體製改革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