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有兩個方麵的重要原因導致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一直“虛高”不下，一是加工貿易比重過高，而且結構不合理；二是不合理的“原產地”統計原則，二者均使中國成了國際貿易順差的“二傳手”。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因貿易順差而承受的貨幣升值壓力也是在替人受過。
4.我國金融體係運行效率不高，私人儲蓄難以有效地轉化為私人投資。根據經濟學理論，經常賬戶順差是由國內儲蓄高於國內投資引起的，所以我國私人部門淨儲蓄的增加也是我國經濟外部失衡的一個誘因。除了因目前社會保障體係不健全，而為了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人們被迫儲蓄外，我國儲蓄率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金融體製改革相對滯後，金融機構效率很低，不能高效地按市場機製配置有限的資源。眾所周知，在我國的金融體係中，間接金融占有絕對的支配地位，而間接金融又以產權單一的國有銀行為主，顯然，國有銀行的主要服務對象就是國有企業，在貸款融資方麵，對廣大的中小企業或民營企業存在體製性歧視。改革開放20多年來，非國有企業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並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得到的銀行信貸資金支持卻是最少的。另外，諸如金融投資品種少、投資渠道單一、資本市場誠信差，以及傳統的文化習慣等也是製約私人儲蓄轉化為私人投資的重要因素。凡此種種，在我國引致的一種現象就是：一方麵是國內有著巨額的資金存量沒有得到有效的調動和利用；另一方麵又以高額的成本大規模地引進國際資本，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我國到底是一個資金短缺國家，還是一個資金富裕國家？
5.外資政策被扭曲，大量外資蜂擁而至，致使我國資本項目連年順差，進而造成國際收支失衡。根據“兩缺口”理論：在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在儲蓄、外彙等方麵的有效供給與其相應的需求之間往往存在缺口，即儲蓄缺口與外彙缺口，而彌補這兩大缺口的主要辦法就是引進外資。同樣，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利用外資的目的也在於此。而隨著20多年來社會經濟的發展，當時資金短缺的情形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我國已成為淨資本輸出國。從1979~200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為7453億美元（包括對外借款與外商直接投資），但到2005年9月底，我國官方外彙儲備已經超過7600億美元，若加上私人所持有的外彙，我國官方與非官方所持有的外彙之和已經接近或超過了外來資本的總規模，所以我國已由名義上的資本輸入國變成了實際上的資本輸出國。那麼在我國高儲蓄與高外彙儲備的並存的情況下，是否還需要引進外資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但現在引資的宗旨則與當初的目的應該有較大的不同，甚至是根本的不同，如果說開放之初引資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彌補我國資金缺口的話，那麼現在引資更應看重的是外資所帶來的技術與管理經驗。然而現在，一些部門及地方政府是引進外資的熱衷者，個中緣由無非是引資規模與其政績考核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係。在行政考核管理體製改革相對滯後的條件下，扭曲的政府行為必然帶來扭曲的外資利用模式。雖然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市場微觀主體仍然沒有建立起來（如出資人缺位、經營者或管理者侵害股東權益等問題尚未得到很好的解決），地方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角色也是模糊不清的。在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過程中，地方政府本應是規則的製定者與執行者，是“裁判員”，但在市場微觀主體缺位的情況下，它們自然又當起了“運動員”，這種角色的遊離隻能帶來地方政府行為的扭曲。而在現有的地方官員任命方式與考核製度下，又決定了很多官員的行為必然是短期性。目前，我國地方政府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兩大領域：地方基本建設與大規模引進外資。前麵已經講過，我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是資金推動型的，是粗放式的。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時期，“錢隨物走”，而現在則正好相反，物資資源隨著資金而移動。所以，地方政府引進的資金越多，其能支配的資源就越多，當地經濟可能增長的就越快，相應的，地方官員的政績就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之間為了爭奪外來資本，不惜通過稅收優惠、土地無償使用等手段開展惡性競爭。雖然通過外資投入規模的擴大，能夠帶來當地經濟的增長和就業規模的一時增加，但它卻是不惜以侵蝕稅基、甚至是以環境汙染為代價換來的，致使長期社會邊際成本可能遠遠超過社會邊際收益，這不僅與現實的引資宗旨相違背，也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並最終坐失社會經濟改革的良機。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外部失衡的部分原因其實是由內部體製性及結構性矛盾引起的，國際收支的長期雙順差狀態是與我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資和國外市場相聯係的。同樣，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或某種程度的低估也與我國當前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存在極高的關聯度。因此，調整人民幣彙率水平，對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隻是一種權宜之計。解決我國經濟內部矛盾與外部失衡的根本辦法就是要調整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通過相應的措施化解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帶有結構性與體製性的矛盾，以求從根本上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內、外壓力。
三、貨幣政策在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上的困境
由於我國經濟的外部失衡是由經濟發展內部矛盾引起的，所以解決人民幣升值壓力問題還須從化解經濟中的內部矛盾開始。除了要調整我國經濟發展過分依賴外需的策略外，還要針對我國目前的“兩高一低”問題找出具體的對策，由於經常項目盈餘是由國內儲蓄高於國內投資引起的，所以我們的應對之策也就要從如何降低儲蓄，保持適度的投資規模和提高人們的消費傾向著手。而我們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那麼通過下調利率的貨幣政策能否起到降低儲蓄，提高投資的功效呢？這裏雖然不能得到一個絕對肯定的答案，但至少目前貨幣政策工具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首先，盡管我國彙率正逐漸向更富彈性的管理體製轉化，但彙率形成中的市場成分還不是很大，彙率還不能成為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工具，也就是說，在市場外彙供過於求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還得作為最終的買家出現。尤其是近年來，我國連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使得持續衝銷不斷增加的外彙儲備成了中央銀行的主要任務，因此，過多的外彙占款可能會成為引發通脹壓力上升的隱患，而此時再降低利率更有火上加油之嫌。其次，與國有銀行在內的國有企業改革有關。因為在我國現行的金融體製下，中小企業或民營企業不容易從主流融資渠道獲得信貸資金支持，國有銀行或國有控股銀行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所以，降低利率對本來就得不到主流融資渠道“惠顧”的中小企業來說，並不能起到刺激它們增加投資的作用。另外，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體製還在改革過程之中，現代企業製度尚待進一步完善，資金成本（利率）的大小並不是國有企業向銀行貸款時要考慮的惟一或主要因素，也就是說國有企業並不因為銀行提高利率就少借款，也不會因為銀行降低利率就多借款，其理由在於利潤的最大化並不是國有企業惟一的目標函數，所以利率升降對其投資的調節效果並不十分明顯。再次，居民對存款利率也不敏感，降低利率也不能起到減少人們儲蓄的作用。我國金融市場不健全，效率不高，缺少合適的投資渠道，即使銀行存款利率很低，居民也依然認為儲蓄是他們最為安全的投資場所，把手中盈餘用作它投的比重很小。原因是，雖然我國已經建立起了股票市場與期貨市場，但由於相應的市場管理法律製度不健全，監管不到位，使得市場的投機成分過濃，風險過大，中小投資者對證券市場信心不足。因此，在銀行利率降低後，證券並不能成為居民的投資替代品。與此相關聯的是，如果投資者長期對證券市場失去信心，那麼，二級市場的疲軟必然帶來一級發行市場的疲軟，最終是企業發行股票融資渠道的阻斷，資金盈餘部門（包括企業和居民）也失去了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通道。
根據以上分析，在彙率體製改革還不能完全到位、中央銀行作為外彙最終買家的重任還不能“卸載”，以及貨幣手段還不能有效解決外部失衡問題等多方因素的製約下，財政政策可能是更為合適的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手段。
四、財政政策在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上的可為之處
從引發我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內在矛盾看，有些問題僅靠財政措施也是解決不了的，如金融機構效率、官員政績考核等。所以，這裏隻從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路徑等角度，考查財政與稅收政策在消除國際收支過度失衡或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問題上的可為之處。
（一）擴大公共消費支出，促進內需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
1.適度擴大政府消費支出是目前增強內需動力的重要舉措。一般來說，內需包括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兩個方麵，其中任何一方麵需求的啟動都會對經濟增長具有拉動作用。但從我國以往的經驗看，通過擴大投資規模來刺激經濟增長更容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相對而言，除了政府消費外，居民消費由於其具有分散決策的特點，很難在短期內通過政策來刺激它。從理論上講，居民消費不僅取決於當期收入，更取決於其長期預期收入。改革開放後，盡管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在“效率優先”的原則下，對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的問題還重視得不夠。目前在我國，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因此，出現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局麵，眾多有消費願望的人，卻沒有相應的支付能力。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體係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居民對現期消費更為慎重。另一方麵，從作用經濟增長效果來看，雖然投資要好於消費，但在內需的構成中，投資是目前要特別加以控製的。近幾年來，由於鋼鐵、電解鋁、水泥、房地產等一些行業投資規模增長過快，導致了其上遊產品或相應原材料價格漲幅過高，並引發了煤、電、油、運的全麵緊張。為此，200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全麵分析我國經濟運行狀況後，對當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總體要求、原則，以及主要任務作了全麵的部署，並提出“要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繼續控製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以及“要不斷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係，提高城鄉居民消費能力，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等具體要求。這也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在長達6年的擴大內需政策推動下，我國投資和出口“動力”得到全麵釋放，而消費需求一直偏淡的情況下，中央對經濟發展政策的又一次調整。
可見，為了使中國經濟健康、均衡地發展，就必須將擴大內需的重點從投資轉向消費。由上麵的分析可知，居民消費是短期內難以對其施加影響的變量，因此，從近期看，擴大內需的重任自然落到政府的身上。從長期來看，社會整體消費能力的提升也有賴於公共財政保障機製的建立。所以，政府支出的增加必將在擴大內需方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2.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進內需的公共財政保障機製是當務之急。居民現期消費之所以難以啟動，是因為居民的未來支出往往具有很強的剛性，而其收入卻具有不確定性。因此，要擴大消費需求，就必須從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擴大內需的公共財政保障機製、進而消除人們的後顧之憂，以及提高人們的消費能力著手。長期以來，我國消費之所以一直疲弱不振，除了政府消費支出不高外，還與居民消費受製於有關基礎性社會保障製度不健全有關，所以必須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且能很快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社會保障與支撐體係。為此，我們必須對現行的公共財政支出模式作出改革，即在全社會投資過熱的情況下，財政支出應更多地由投資導向消費，盡快地退出競爭性投資領域，將更多的財力用於公共產品的生產及服務的提供上。所以，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量部分應重點向以下幾個方麵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