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鄧小平還指出了抓精神文明建設，抓黨風、社會風氣好轉，抓懲治腐敗的具體方法。一是“要從具體事件抓起。經濟犯罪的案件，在國外嚴重喪失國格人格的事件，還有搞特務的案件，都要抓緊處理”。二是要“抓住典型。越是高級幹部子弟，越是高級幹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犯罪危害大，抓了，處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們決心克服一切阻力抓精神文明建設”。“不管牽涉到誰都要按照黨紀、國法查處”。查處這樣的案子才會有震動。三是要雷厲風行地抓。鄧小平總結教訓說：“前兩年抓整頓風氣這件事，實際上在許多方麵猶豫不決，明明白白的案子，這裏調查那裏調查，這裏批那裏批，批了調查，調查了批，好幾年處理不了。有些案子當斷即斷，抓住事件的主要問題，查清了就處理。也有個雷厲風行的問題啊！”①（①《鄧小平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190—191頁。）鄧小平的這些指示，對於我們當前開展的反腐敗鬥爭，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鄧小平認為反腐敗要從端正黨風入手。新的曆史時期使我們黨麵臨著兩個嚴峻的考驗：一是執政黨地位的考驗，二是改革開放的考驗。如何使我們黨經受住考驗？鄧小平作了許多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指示，豐富、發展了毛澤東的黨建思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3月，他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著名講話中就指出：“為了促進社會風氣的進步，首先必須搞好黨風，特別是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同誌以身作則。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同誌又是全黨的表率。如果黨的組織把群眾的意見和利害放在一邊，不聞不問，怎麼能要求群眾信任和愛戴這樣的黨組織的領導呢？如果黨的領導幹部自己不嚴格要求自己，不遵守黨紀國法，違反黨的原則，鬧派性，搞特殊化，走後門，鋪張浪費，損公利私，不與群眾同甘苦，不實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後，不服從組織決定，不接受群眾監督，甚至對批評自己的人實行打擊報複，怎麼能指望他們改造社會風氣呢!在目前的曆史轉變時期，問題堆積成山，工作百端待舉，加強黨的領導，端正黨的作風，具有決定的意義。”
鄧小平認為反腐敗要從體製上解決問題，依法律解決問題。鄧小平說，端正黨風和糾正不正之風是黨管合適，還是政府管合適？這是一個政治體製問題。他指出，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份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腐敗現象，特權現象，反映了我們政治體製上存在的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端。他說，有一些幹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如不堅決改正，勢必使我們的幹部隊伍發生腐化。鄧小平語重心長地指出，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製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可能重新出現。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懲治腐敗，建設廉政，根本的要靠什麼？要靠法製，這是鄧小平的一貫思想。在南巡講話中他重申了這一觀點：“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製，搞法製靠得住些。”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我們現在的重點是端正黨風，但從全局來說，是加強法製。”他進而分析了我們國家的曆史和現實狀況：“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和守法的傳統，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開始抓法製，沒有法製不行。法製觀念與人們的文化素質有關。”他建議：“打擊犯罪、糾正不正之風中屬於法律範圍、社會範圍的問題，應當靠加強法製和社會教育來解決。”①（①《鄧小平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196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0年1月他指出：“我們堅持發展民主和法製，這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②（②《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221頁。）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又指出：“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方針，今後也決不容許有任何動搖。”③（③《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318頁。）在反對腐敗的鬥爭中，我們應該按照鄧小平的思想，依靠法律懲貪治腐，當然還要完善和健全懲貪治腐的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以法律震懾和懲治一切腐敗分子，從而保持社會的清明。
鄧小平認為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避免腐敗的有效措施之一。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不是反對特殊化嗎？這是一場嚴肅的鬥爭。”怎麼反對特殊化呢?“艱苦創業，首先要我們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帶頭”。“我們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一定要努力恢複延安的光榮傳統，努力學習周恩來等同誌的榜樣，在艱苦創業方麵起模範作用”。①（①《鄧小平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64—65頁。）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更是大聲疾呼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說：“艱苦奮鬥是我們的傳家寶，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後要抓緊，一直要抓60至70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他總結曆史經驗教訓說：“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後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於是，各方麵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製不健全，什麼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②（②同上，第252頁。）早在政治動亂發生前，鄧小平就尖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麵”。“最重要的一條是，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有了這個傳統，我們就能抗住腐敗現象，老幹部就能管住他們的子弟，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為這方麵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①（①《鄧小平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248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鄧小平同誌還認為，反腐敗離不開黨內監督，民主黨派的監督，群眾的監督。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製是懲治腐敗的得力辦法。
腐敗與反腐敗是一場艱苦而又長期的鬥爭，由於封建殘餘思想的毒害，由於資嚴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襲，由於政治體製存在的弊端，由於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被一些黨員幹部淡忘等等原因，使腐敗現象再度滋生蔓延開來。
鄧小平同誌關於端正黨風，懲治腐敗，加強廉政建設的一係列重要指示，是我們反對腐敗的銳利思想武器。他既闡明了反腐敗鬥爭的重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長期性，又提出了反腐敗鬥爭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措施，還總結了反腐敗鬥爭的曆史經驗教訓。我們隻有認真落實鄧小平同誌一係列重要思想，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開展堅決有效的反腐敗鬥爭，才能牢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推進改革、建設的發展。
（汪太理）
腐敗有百害而無一利
長期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問題的英國學者保羅·哈裏森指出：行賄受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惡性腫瘤，蠶食著百姓和政府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使國家無力實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規，改革即使在法律上通過了也很難實施。因此，能否抑止行賄受賄這種腐敗行為，關係到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繁榮。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這樣看，有一種觀點極具代表性，認為腐敗行為對經濟過程不單單隻有負效應，而且有其正效應（正效應與負效應相互獨立而非相輔相成），是複雜的經濟和政治機器得以運行的潤滑油。
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塞繆爾·亨廷頓在其代表作《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由於擴大政府權力和活動範圍而產生的腐敗可以刺激經濟發展，腐敗行為可以成為打破阻礙經濟發展的傳統法律或行政法規的一種手段。他舉例說，印度社會的腐敗行為使複雜而又僵化的行政製度變得稍微靈活鬆動一些；不然的話，許多經濟活動都會癱瘓。在巴西庫爾茨克時代，高度的經濟發展和高度的議會腐化明顯聯係在一起，以實現工業化為目標的企業家往往通過金錢從保守的農村立法者那裏尋求保護和幫助。在埃及，政府減少腐敗現象的嚐試所帶來的一個後果是給經濟發展設置了新的障礙，就經濟發展而言，如果政府是僵化和過於集權的，那麼廉潔一點兒還不如腐化一點兒好。對於一個相對沒有腐敗的社會（如一個傳統規範依然十分強而有力的傳統社會）來說，一定程度的腐敗會成為一種受人歡迎的潤滑劑，可以減少現代化道路上的阻力。
美國政治學者納森尼爾·裏夫在《美國行為科學研究》1964年第11期上發表論文《通過官僚社會發展經濟》，提出發展中國家的腐敗有幾個方麵的作用：促使政府對經濟發展采取更有利的態度，也可使政府更多地代表經濟活動主體的利益；可以為經濟發展逾越傳統的體製障礙提供手段，提高效率，因為從長遠看，付出高額賄賂有助於企業的經營效率，如果沒有效率，不可能長期從事某種活動，這就間接地提高了企業的效率；可以增加投資的機會和投資的安全係數，減少風險；構成阻止決策失誤的樊籬，如果政府決策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界可以通過腐敗活動來阻止它的貫徹，或在實際過程中陽奉陰違，而不受懲罰。
美國戴衛·白利在《西方政治》季刊1966年第4期發表論文《發展中國家的腐敗效應》，提出腐敗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擴大決策過程中的信息量，產生效率；用於腐敗活動的資金會以某種形式（如買股票）轉化為投資資金，政府高級官員會把資金投入到最有發展前途的現代企業中去；可以提高政府官員的質量，如果存在通過腐敗活動得到好處的機會，社會上有才幹的人就會傾向於進入政府係統工作；政府係統中的裙帶關係網可以作為正式工作網絡的補充，這樣可以調動社會上不少的力量支持政府；減少政府製定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劃的缺點。
以上各種正效應的觀點，大體上可歸結於四個方麵：提高效率，改進態度，擴大投資和改進決策。對“腐敗有益”的這些觀點，到底應如何來看待呢？我們認為不能否認有些事情通過正常途徑難以達到，而通過不正常的途徑卻較易辦到。這說明體製上、程序上和工作作風還存在不足，不過這種不足不能依靠腐敗活動來解決，相反，要通過改革開放來解決，通過完善體製的設置、規章製度、辦事程序和工作作風來解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通過腐敗活動不僅不能達到推進經濟發展的目的，而且往往會適得其反。社會主義製度確定整個社會應當以整體的利益為最高原則，任何為達到個人利益而侵害整體利益的行為都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
實際上，那些“正效應”是以很高的負效應的代價換來的。如果孤立地、割裂事物的有機關聯看問題，就難以發現這一點。腐敗活動本身就是反社會的不正當的活動，隻承認其正效應，顯然是片麵的。當前，有一些人散布“腐敗有益”觀點，這正是我們反腐鬥爭過程中的障礙。因此，很有必要澄清模糊、片麵甚至是錯誤的認識。
腐敗是一種提供便利的手段，腐敗有著嚴重的消極效應。
當腐敗活動建立起一套決策標準時，它意味著政府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的失敗。隻要政府所追求的目標是有價值的，那麼腐敗行為則是破壞此目標實現的代價。例如，政府雇傭職員的目的在於提高工作效率與工作能力，而工作中的腐敗則導致無效率和浪費。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大學教育和出國機會極其有限，如果用錢施行賄賂，那麼國家就會浪費那些寶貴的機會。
如果腐敗表現為收取酬金的方式，那麼這意味著用於公共建設的資金總額會減少。腐敗意味著損公肥私。例如，公職人員為一份合同規定一定金額，從中收取10%的回扣。這樣，公家隻得到90%，還有10%流入私人腰包。
腐敗對行政機構中的其他人員產生腐敗性影響，這就是腐敗的慣性，既讓人得到實惠，又不受譴責。腐敗的惡性循環，會消磨人們堅持正義的勇氣。道德淪喪會使每個人心安理得：眾人皆如此，憑什麼我就得做一塵不染、兩袖清風的道德衛士？
政府的腐敗降低了它在人民中的威信，對社會穩定與發展構成了極大障礙，並使發展出現停滯。腐敗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對政府秉公辦事的信任感。越少依靠懲處辦法維持統治的政府，就越多地需要人民對它的尊重。而政府得到認可的因素之一在於公眾相信它能夠秉公辦事。腐敗削弱了這股支持力量。
由於官員秉公辦事的信條遭到侵蝕，社會上出現了一種靠關係走後門的需要，而公眾似乎認為這顯然是理所當然的。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耗費在這類特殊關係和後門上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十分巨大。
腐敗對平民百姓意味著司空見慣的不公平，這必然會引起民眾的爭吵訴訟、惡語中傷及怨恨不滿，甚至正直的官員也受到恐嚇。如果他再不秉公辦事，輿論就會指責他是腐敗者，而且很少有人會相信他的辯解。腐敗最普遍的形式是所謂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官僚機器的齒輪以金錢為潤滑劑，沒有錢就不運轉。於是，對反腐敗所作的大張旗鼓的努力，對腐敗者已受到應有懲處的宣傳，隻能激起人們對涉及“上層”的各種問題采取更加憤世嫉俗的態度。
因此，完全可以斷定，腐敗有百害而無一利。我們絕對不能姑息任何腐敗行為。同時，也可看到，想從根本上遏止腐敗現象，僅限於反對腐敗行為本身顯然無濟於事。在社會主義中國，反腐防腐應當靠完善體製和健全法規，靠全體人民自覺投入。
（梅金華）
中國可以避免腐敗
在向現代化邁進的中國，能否避免腐敗，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必須予以明確回答。曾有一部分人深受“現代化必然衍生腐敗”錯誤觀點的影響，竭力宣揚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腐敗難免”，這造成了黨內外思想混亂，給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披上了“合法”外衣。因此，必須正本清源，嚴肅評析和批判“腐敗難免”論，為現代中國反腐倡廉提供正確的理論依據。
塞謬爾·亨廷頓在《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認為，任何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腐敗現象，發展中國家最容易產生腐敗，現代化必然衍生腐敗。為什麼說現代化必然衍生腐敗呢？一是現代化意味著社會價值會發生變化。具體地說，許多在傳統社會本來是合法的、可以接受的行為，以伴隨現代化而產生的新是非觀念和標準衡量，卻變成越軌的、腐敗的了。因此，現代化過程中的一部分腐敗，與其說行為逾越規範，不如說是脫離了原有的行為模式。二是現代化創造了新的財富階層，他們與政治的關係尚未確定，就容易招致腐敗。在這個意義上，腐敗是擁有新資源的階層崛起之後圖謀在政治領域占一席之地的結果。若政治體製缺乏適應性，不能適時提供合法且可被接受的途徑以吸取這些新勢力，則腐敗可能變成這些階層達到目的的簡便手段。三是現代化促使政府權力和活動範圍大幅度擴張，因而產生許多腐敗的機會。法律往往給某些集團造成不利處境，也給腐敗的產生造成漏洞，這些集團就可能利用這些漏洞成為腐敗的對象。少數國家的司法機關也受到嚴重的腐蝕足以說明這一點。倘若法庭變成藏汙納垢的場地，腐敗狀況就已是病入膏肓了。
應當看到，亨廷頓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分權經濟，這與我國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如果有人張冠李戴，套用亨氏理論，認為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同樣難以避免腐敗，那就是完全錯誤的。相反，我們認為中國可以避免腐敗。
首先，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建立，為我們鏟除腐敗現象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和條件。腐敗是私有製的產物。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生產資料私有製，這本身就是腐敗的土壤和溫床，腐敗無法避免並且有普遍性是必然的結果。香港從1975年成立廉政公署開始到1987年底，進行了15275宗調查，法院下令充公的贓款總額高達3500萬港元，大多數涉及政府工作人員。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製，就其本質來說隻能用來為全體人民謀福利，而不能成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手段，也不能成為滋生腐敗行為的溫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以來，我國就在黨的領導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製，在很長時期內並沒有出現腐敗行為滋長和泛濫的現象。因此，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建立，不僅使腐敗難以在我們黨政機關滋長泛濫，而且還為我們鏟除腐敗現象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