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篇4(3 / 3)

首先,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列寧曾力圖把工農檢查院改造為真正的模範機關,以推動其他國家機關的改革。但是,1920年2月成立後不久卻變成了一個臃腫不堪、官僚主義嚴重的機構,擁有12000名職員,其中隻有極少數的工人。列寧對工農檢查院越來越失望,以至最後直言不諱地說: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列寧建議把工農檢查院的職員減到300~400人,組織一支精幹的幹部隊伍,提高工作質量。同時,列寧提出國家幹部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經常向工農群眾檢查工作,以便使廣大非黨的工人和農民有可能批評蘇維埃及其工作。

列寧多次嚴厲批評拖拉作風,認為:“我們不善於對可惡的拖拉作風進行公開審判,為此完全應該把我們大家及司法人民委員用贓繩子勒死。而且我總在想,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就會因此理應被人這樣勒死。”①(①《列寧全集》第36卷,第583頁。)1922年,正當莫斯科在挨餓的時候,法國商人到蘇俄賣罐頭肉。而莫斯科消費合作社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竟相互推諉,決定不了買點罐頭的事情,以至於中央政治局出麵在當年2月20日做出決定,同意從國外購入食品。可是,盡管莫斯科城裏“買不到罐頭”的叫苦聲不斷,此事一直拖到2月底仍未辦成。為此,列寧嚴正提出把作風拖拉、貽誤工作的有關人員關押起來。他覺得應該這樣來教訓他們。

又如,1922年曾發生法列爾耕犁案件。由於有關人員的拖拉作風,使法列爾耕犁的生產不得不停止,造成了經濟損失。當時勞動國防委員會責成司法人民委員部對此事追究法律責任。有的領導幹部以當事人是一些忠心耿耿、極其可貴的工作人員為由,不同意公開審判。列寧極其嚴厲地批評了這樣的領導幹部,斥之為“醜惡的官僚主義的維護人”,並指出,“今後對神聖的但無能的傻瓜……因為拖拉作風而犯罪也將給以懲處,因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需要的不是神聖的品德,而是處理事情的才能”。列寧認為公開審判這類案件,可以提高人們的責任心,可以引起工農群眾對這一重要問題的注意,從而使經濟建設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次,重視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為消除腐敗現象提供法律保障。1918年5月,列寧給德·庫爾斯基的便條中提出;“必須立即神速地提出一項關於懲治賄賂行為(受賄、行賄、申通賄賂,以及諸如此類的行為)的法案,貪汙者起碼要判10年徒刑,並強迫勞動10年”。隨後,蘇聯製定了《關於賄賂行為》、《關於肅清賄賂行為》等一係列反對腐敗現象的法律。

列寧不僅要求製定法律,做到有法可依,還強調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超越法律。幹部犯法必須依法定罪。1918年5月,莫斯科革命法庭審理關於莫斯科審訊委員會4名幹部受賄案件,最後僅判6個月徒刑。列寧得知後非常生氣,立即指示,不槍斃這樣的貪汙犯,而隻判個輕得令人發笑的刑罰,這對共產黨員和革命者來說是可恥的;這樣的同誌應受到輿論的譴責,並開除出黨。

再次,加強監察機關的職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權力製衡係統。為此,列寧要求監察機關應具備以下條件:一是要擺脫本位主義、地方主義、部門主義的困擾,獨立、垂直地履行監察職能;二是要有高質量的監督,即“寧可數量少些,但要質量高些”;三是要秉公辦事,又要熟悉業務。列寧一貫重視社會主義的監督問題,認為必須搞好監督工作(黨的監督、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社會團體的監督、社會輿論的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審計監督等),建立一係列的監督製度,使之成為全民的、包羅萬象的、到處通行的活動,成為反對腐敗現象、加強廉政建設的重要保證。

總之,反對官僚主義,加強監督職能,離不開人民群眾的監督。由於官僚主義具有廣泛性、隱蔽性特征,“官僚主義的陰影見不得陽光”,因此,隻有吸收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管理國家和對管理機關實行廣泛的監督,才能消除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惡習。

(曹桂芝)

總書記一命上西天

惡女婿因賄下監牢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官員貪汙受賄的嚴重程度令人震驚。從貪汙受賄的官員職別說,小到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大到中央委員、中央部長,甚至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從貪汙受賄的數額來說,少則幾千盧布,多則幾萬甚至幾十萬盧布;從貪汙受賄的形式說,既有個別的小拿小摸,也有從地方到中央黨政官員串通一氣,有組織地、大規模地侵吞人民財產。勃氏的一些至愛親朋更是享盡榮華富貴,幾乎個個腰纏萬貫,官運財運亨通,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勃列日涅夫的“駙馬”,原蘇共中央候補委員,蘇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尤裏·丘爾巴諾夫。

丘爾巴諾夫出身於莫斯科的一個普通家庭,他的父親是莫斯科某區的黨委書記,母親是一位家庭婦女。他在技術學校畢業後,當過機械工人,參過軍。複員後又在市裏幹過團的工作,1961年轉到內務部,獲內務部上尉軍銜。1964年在莫斯科大學哲學係函授班畢業後,他同前妻離了婚,並轉到團中央工作,曾任團中央宣傳部的處長。丘爾巴諾夫的最大特點就是善於察顏觀色,阿諛奉承,千方百計討得領導歡心。1970年,丘爾巴諾夫又重新回到了內務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公主”加麗娜,並一見鍾情,墜入情網。不久,這位年輕英俊的民警中校便與比他大7歲又粗又老的新娘結為夫妻。

頗有心計的丘爾巴諾夫成為總書記的“乘龍快婿”。不久,很快便得到了嶽父大人的賞識。勃氏親自出馬向內務部建議提拔丘爾巴諾夫。這樣一來,丘便青雲直上,不到幾年功夫由中校晉升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僅有這些他並不滿足,還有他夢寐以求的東西——金錢。雖身居要職,月收入上千盧布,出有公車,食有特供,但他還如同一切貪婪的吸血鬼一樣,對金錢從不感到燙手。而且,他還堅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處世之言,利用手中的權力,拚命地敲詐和勒索。一次,丘爾巴諾夫在烏茲別克的布哈拉州視察,當得知該州商品短缺時表示要向“莫斯科反映”,這下可嚇壞了該州州委書記。為了挽回影響,當晚州裏設宴招待,州委書記還偷偷地塞給這位副部長1萬盧布以供他視察本州時“零花”。直到此時丘才笑臉相見,輕描淡寫地拍著州委書記的肩膀,要他放心,那件事不會去向莫斯科反映。原烏茲別克部長會議主席為了巴結討好他,用金錢為誘餌來建立個人關係,以丘爾巴諾夫作為自己的保護傘,除平常送給他高級茶具、名酒外,送的現鈔達5萬盧布。在這把“黑傘”的保護下,烏茲別克共和國領導人鬥膽虛報棉花產量,侵吞國家20多億盧布的資產;剛剛組建的納活伊州州委書記為了求丘爾巴諾夫的幫忙,送給他一件鑲金的長袍,衣兜裏還裝了3萬盧布,等等。對這些不義之財,他都泰然受之。就這樣金錢如流水似地嘩嘩地流進了丘爾巴諾夫的腰包,在他接受的禮物中,衣服、皮箱、手提袋等等,裏麵都塞有送禮者的錢財。就是這位總書記的“駙馬爺”從1976年至1982年,共接受賄賂65萬盧布。連他自己也承認無法弄清楚到底人家送了多少錢給他。在丘爾巴諾夫拚命搜刮錢財的同時,其夫人加麗娜整天為追求金錢費盡心機,她不但利用父親、丈夫的影響替人辦事,從中收獲錢財,而且更多的時間花在倒賣珠寶鑽石的違法活動上。事先,她從父親、丈夫以及政治局委員那裏打聽到有關珠寶漲價的消息,然後,迅速從珠寶店中大量買入,待漲價後再大量拋售,從而大發橫財。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命歸西天。大樹既倒,雖然猢猻未散,但必竟已無靠山了,昔日威風凜凜的勃氏家族開始有些恐慌。安得羅波夫上台後,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裏·勃列日涅夫、女兒加麗娜的朋友紛紛被捕。1983年,丘爾巴諾夫第一副部長的職務被革去,改當該部的政治部主任,他開始嚐到失去保護傘的滋味。這雖然不是毀滅性的打擊,但無疑是一場災難來臨的征兆。丘爾巴諾夫還幻想勃氏的老友舊交能夠拉自己一把。然而,新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並不懷舊。1986年9月丘爾巴諾夫被拘留審查。1987年1月,他被依法逮捕。經過一年多的調查,丘爾巴諾夫的犯罪事實終於大白於天下。曆史把他推上了審判台,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判處丘爾巴諾夫12年徒刑,並沒收其財產,此時的“駙馬爺”不得不低下那高昂的頭了。那漂亮的別墅,海歐牌轎車,精美的食品,奉承的話語,都煙消雲散,等待他的是陰暗潮濕的牢房,是12年漫長的鐵窗生活。

從丘爾巴諾夫的沉浮,可以透視出蘇聯當時貪汙受賄的某些根源,也說明蘇聯當時政治體製未能為防止官員的貪汙受賄提供一種有效的機製,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特別表現在幹部製度和法律上。從幹部製度上說,蘇聯過去黨政官員的產生都是實行“委任製”,即不是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委任下來的。委任製首先為任人唯親和結黨營私開了方便之門。各級官員都可以把“自己人”安置到下屬的領導崗位上,形成以私人關係為基礎的小集團。委任製還造成了下級官員對上級官員在權力和利益上的層層依附關係和上級官員對下級官員的“主人”關係。正因為勃列日涅夫與丘爾巴諾夫存在那種關係,為丘的青雲直上以及肆無忌憚地收受賄賂開方便之門。可以說,蘇聯幹部製度這些弊病,是官員大規模甚至有組織地貪汙受賄現象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法製角度講,問題就更明顯。蘇聯對官員的貪汙腐敗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來認識;加上法製機構缺乏應有的權威性,有時法製機構本身也甚至成為貪汙受賄官員的同黨。這種狀況就使得法製機構對高級官員的貪汙受賄行為的打擊極為困難。在勃列日涅夫長達12年的執政時期裏,官員貪汙受賄雖然巳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但因此而被治罪的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寥寥無幾。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勃列日涅夫還在人世繼續執政的話,那麼,丘爾巴諾夫的受賄罪行不知要到何時才會被揭露。

在勃列日涅夫死後,蘇聯進行對官員的貪汙受賄行為進行大規模的揭露和嚴厲打擊。更重要的是,蘇聯的政治體製改革也開始著眼於從機製上防止象勃列日涅夫時期那樣大麵積的貪汙受賄現象再次重演,而且改革幹部隊伍,強調“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官員受賄製定更加嚴厲的法律,對受賄的黨的官員的懲罰將比普通人更加嚴厲。但是,目前,反腐敗的機製還很不健全,如何把反腐敗納入法製建設的軌道,任務還很艱巨。

勃列日涅夫時代雖然巳過去,如何進一步完善反腐敗機製,進一步清除腐敗現象,這不僅在蘇聯,在世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將是一項深入、持久的工作。

(周亞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