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鬥煥之妻李順子的家族中，從李順子的父親李圭東，叔叔李圭光、李圭憲，到弟弟李昌錫，妹夫洪淳鬥、金相球等，無一不與貪汙受賄有瓜葛。“國丈”李圭東，在其乘龍快婿執政時當上了大邱“老人會”會長。他接受京畿道華城郡用2億元公款買下的一片鬆樹林地；他一次就收下了明星財團1億元捐款；他讓漢城市長高價買下他的樹木，並用公款8.6億元為他的農場鋪設柏油路。1982年5月南朝鮮報紙披露的張玲子和李哲熙詐騙3.6億美元的期票舞弊案，就牽涉到李圭光。當時，全鬥煥為掩人耳目，平息民憤，下令逮捕李圭光。但李圭光服刑6個月後即保釋，還當上了南朝鮮水泥工業協會會長。全鬥煥的妻弟李昌錫，原是一家公司職員。1983年他辦了一個公司，壟斷了浦項鋼鐵公司等外品的銷售權，大發橫財。據調查表明，他貪汙29.07億元，偷稅17億多元。
在南朝鮮人民鬥爭和朝野壓力之下，全鬥煥終於被轟下了台。之後，全氏家族中的不法之徒，陸續受到逮捕、審訊。經過一年多查證、審理，南朝鮮司法當局於1989年6月對全敬煥、全基煥等7人宣布了判處10個月到7年徒刑和罰款，並經南朝鮮大法院審核批準。
1988年11月23日，在南朝鮮一片追究聲中，全鬥煥被迫在電視講話中發表“罪己詔”，就他當政期間的“錯誤”向國民“賠禮道歉”，並向當局交出了部分不義之財。全鬥煥在發表“罪己詔”後，當天就和他的妻子李順子乘小汽車，經過數小時顛簸，來到距漢城120多公裏的百潭寺，皈依佛門淨地，企圖超脫整個社會對他們強烈譴責的可悲局麵。可是，青青菩提樹，刷不淨全鬥煥戴罪之身；點點木魚聲，驅不開李順子的淒慘心境。
為什麼全鬥煥執政7年，當初標榜的要“廉潔”、“正義”的動人誓言非但沒有實現，反而導致了一個全家腐敗的結局呢？究其根源有三：
其一，腐敗現象是私有製、私有觀念的產物，是私有製不可醫治的惡性腫瘤，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是腐敗現象的溫床。這在革命導師列寧和文學巨匠莎士比亞、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的筆下，早已被揭露得淋漓盡致。全鬥煥的政權，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製度；他的執政“誓言”，並不能觸動帶根本性的社會製度。更有甚者，在南朝鮮的“憲法”裏，還有其為總統護醜掩過的條款。所以，私有製社會的腐敗現象（包括全鬥煥家族）是難以根除的。
其二，全鬥煥自身就不清正廉潔，可謂上梁不正。從全鬥煥夫婦的腐敗事實來看，南朝鮮的人們稱全鬥煥為“濫用權力的總統”、“腐敗總統”，實不為過。可見，全鬥煥上台執政的“誓言”，隻不過是資產階級政客慣用的迷惑、收買、欺騙人心的手法而已。
其三，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全鬥煥家族腐敗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以全鬥煥為靠山、作招牌，打著皇親國戚的旗號，利用社會上趨炎附勢的心理，“白手起家”，爾虞我詐，大發不義之財。他們的所作所為與全鬥煥的執政“誓言”，反其道而行之，卻還受到當局的庇護。因此，全鬥煥的富麗堂皇的“誓言”自然難以兌現，最終成為一紙空頭支票。
(齊培根)
懲治腐敗旗幟鮮明
巴黎公社鼓蕩春風
巴黎公社懲治腐敗旗幟鮮明，它以其公職人員的克己奉公、廉潔清正而被人們譽為廉潔政府。馬克思高度評價了巴黎公社的偉大創舉，指出在人類曆史上，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潔政府口號，把貪汙腐敗、鑽營私利的資產階級趕下了曆史舞台，他們享受的一切特權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職巳不再是個人私有物”，而是“真正工人的職務”。這反映了工人階級革命“本能”的需要，代表了工人階級政權建設的曆史趨勢。
首先，廢除高薪，禁止兼職兼薪，防止公職人員把國家公務當作肥缺來鑽營。在法國，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的國家機器最高管理權，成為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鑽營和爭奪的對象。法國曆屆舊政府中，國家公職是財富和權勢的象征。誰一旦成為公職人員，便會很快腰纏萬貫。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年)，官吏的年薪是：國會議員3萬法郎，部長5萬法郎，樞密院委員10萬法郎，國務參事13萬法郎。還規定兼職兼薪，拿破侖第三的寵臣魯埃身兼議員、樞密院委員、國務參事三職，年俸26萬法郎。皇帝拿破侖三世把自己的年薪定為300萬法郎。反動頭子梯也爾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定了300萬法郎的年薪。
巴黎公社成立後，為了防止公職人員象舊官吏那樣攫取高額薪金，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廢除高薪，公社委員最高薪金隻能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6000法郎)，禁止兼職兼薪，每種職務都有一定的報酬，其數額足以維持公職者的生活和操守。同時，公社適當提高了低級員工和教師的工資。這樣，公社的薪金製度使公社委員和公職人員處於同普通勞動者同等的經濟地位。對此，恩格斯指出，即使公社沒有對另名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公職人員去追求升官發財了。公社為使公職人員不蛻變為官僚而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取消了舊官吏所享受的各種特權和優厚待遇。禁止公社委員、公職人員和國民自衛軍官濫用職權、損公利己，炫耀自己的榮譽和地位。1871年4月9日和10日，停止公社委員的午餐，隻為經常在市政廳辦公的委員們備辦公共夥食，享用市政廳公共夥食的費用為每人2法郎，家屬不得享用，並決定取消市政廳使用的豪華轎式馬車。公社禁止官吏利用職權無償地居住高等樓房。
針對一些人滋生了崇尚肩章、袖飾、胸鏈和華麗軍服的不良風氣，公社嚴肅指出：不要忘本，我們過去是勞動者，今天仍然是勞動者，將來也還是勞動者。我們正是因為代表道德反對邪惡，代表克己奉公反對濫用職權，代表廉潔清正反對腐化墮落，所以才獲得勝利的，應當保持我們高尚的品德。因此，公社嚴厲禁止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軍官濫用軍馬，佩帶軍刀，違反者均被逮捕。
巴黎公社取消了官吏的各種特權，密切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從而保證了公職人員的社會公仆本色。公社委員自覺抵製金錢、權勢、榮譽和地位的誘惑，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和高尚的無產階級情操，以自己的模範行為影響和帶動了廣大公職人員，使他們能夠廉正無私地為公社戰鬥和工作。正因為如此，巴黎公社雖然僅僅存在了兩個月的時間，但在任何政府統治下，都沒有象這兩個月湧現出那麼多純樸、忠誠、無私的典範。
財政委員會委員茹爾德和瓦爾蘭掌握公社的財政大權，卻一塵不染，仍舊過著一貫的樸素生活。他們以壓倒一切的激情，全力建設一個嚴肅、廉潔、正直的行政機構。當茹爾德管理巴黎全部財政經濟時，他的妻子卻在塞納河邊洗自家的衣服。每天中午過後，茹爾德和瓦爾蘭從財政部大樓步行回家時，總是穿過布爾邦奈大街，走進聖多米尼克大街前麵倒數第二幢房子。他們在那裏吃午飯，每天隻花25個蘇。瓦爾蘭5月初進入軍事委員會後，有一次，愛德將軍在過去的帝國服裝店給他定做了一套貴重的呢子衣服，並把帳單送到軍需部請求付錢，瓦爾蘭馬上把帳單退回並在上麵批道：“公社沒有錢購買貴重的服裝。”
其次，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製，以隨時可以罷免、經常處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負責製來代替虛偽的負責製。公社把人民看作社會的主人，把公職人員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人民把公社看成自己的政府，給公職人員以誠心的監督和幫助，這就使得公社能夠及時發現和糾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消除自己肌體中的腐敗成份，保持公職人員的廉潔清正。
巴黎公社對公職人員實行公開的普遍的監督，重視人民群眾的作用，把自己的言論和行動及時地告訴人民，把公社公職人員置於選民的經常性監督之下；充分發揮報刊和群眾組織的作用，使它們通過各種渠道幫助和監督公社的工作，促使廣大公職人員成為真正忠誠廉潔的人民公仆。某些弄權瀆職、徇私舞弊等腐敗現象，公社加強法製，嚴格紀律，對那些違法亂紀的人給予嚴厲的製裁。公社成立後不久，就發現自己的某些機構和國民自衛軍中，存在著貪汙浪費現象。例如，公社的某些稽核員、檢查員、收稅人，濫用收據簿，不完全上繳所得稅款，中飽私囊。在國民自衛軍中，有些人謊報士兵人數，侵吞軍餉；一些軍官穿著自己不該穿的製服和價值100法郎的靴子，帶著價值150法郎“既不能用、也不想用”的左輪手槍。這種情況曾一度使公社的款項每天有幾十萬法郎被侵吞和浪費。為了打擊這類犯罪活動，公社成立了軍事法庭和紀律法庭，規定一切文武公職人員，如屬貪汙受賄，立即送交軍事法庭，按照人民法令判刑。凡被指控盜用公款、侵占和盜竊的負責人員和供貨商人，一律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對被確定有罪的罪犯隻有一種處罰，即死刑。凡為誘降策反而行賄受賄者，一律以叛國罪論處，送交軍事法庭審理。
公社這些決定公布後，立即得到了執行。4月23日，撤銷了有盜竊行為的原警察委員、美術局長皮洛泰爾的職務。5月初，軍需主任古斯達夫·穆埃和他的兄弟、師軍需官被控侵吞和貪汙公款，也被公社馬上解除職務並逮捕。
公社通過一係列反腐敗的措施，有效地製約著廣大公職人員的言行舉止，使他們不致於蛻化變質，從而減少和避免腐敗現象的存在、產生和發展。巴黎公社在反腐敗方麵的這些經驗，對於我們鞏固今天的無產階級政權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曹桂芝)
列寧反腐敗思想光芒四射
蘇聯反腐敗鬥爭跌宕起伏
官僚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權的腐蝕劑，是一種極為嚴重的腐敗現象，主要表現為價值偏離（“命令主義”、主觀主義、脫離群眾）、組織偏離（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思想僵化、官樣文章、缺乏責任感）、執行偏離（形式主義、無效率、裙帶關係文山會海等）。列寧曾認為官僚主義是蘇聯共產黨、蘇維埃國家機關的最大危險、最可惡的敵人；如果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官僚主義。因此，把各式各樣的官僚主義從蘇維埃土地上消除幹淨一一這是伊裏奇的願望。
十月革命前夕，列寧高度評價了巴黎公社時期所實行的普遍撤換製和工資製，認為它們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證。列寧曾認為蘇維埃新的國家機關中不會產生官僚主義，設想過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成為“官僚”的方案。
國內戰爭初期，為了防止“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列寧借鑒巴黎公社經驗，要求明確各級幹部的待遇，任何人得遵守待遇標準，反對特殊化。在列寧的主持下，1917年11月18日，通過了《人民委員會關於高級職員和官員的薪金額的決定草案》，毫不例外地降低了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私人機構和企業中的高級職員和官員的薪金。人民委員月最高薪金有成年子女者為500盧布，有未成年子女者另增100盧布；家庭成員的住房每人不得超過一間，否則將受到法律的製裁。
國民經濟恢複時期，新生的蘇維埃國家機體上仍然存在著官僚主義膿瘡。十月革命徹底摧毀了那種徹頭徹尾都是官僚的和資產階級壓迫者的機構，在反對官僚主義鬥爭中做了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做到的事。但是，俄國是一個不發達的國家，小生產者的散漫性、文化上的落後、多年戰爭造成的饑餓和貧困，使官僚主義存在複活的土壤；一批沙皇時代的官僚轉入蘇維埃機關，以及由於傳統習慣勢力的侵襲，也使官僚主義在蘇維埃機關得以複活。列寧認為幾乎所有的機關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官僚主義，要求不怕承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而要暴露它，揭穿它，使人唾棄它，以喚起人們同官僚主義作鬥爭的思想、意誌、毅力和行動。列寧堅決主張把反對官僚主義的基本點放在發動人民群眾管理監督國家之上，這為社會主義國家克服官僚主義、改善國家機關指明了根本途徑。列寧闡述了一係列反對官僚主義這個國家機關痼疾的思想，並付諸實踐，為我們當前反腐防腐提供了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