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龔仲沒有意識到的是，要是當時案情暴露時，龔仲聽從他兄長及其律師姨夫的建議，堅決抵製寫所謂的彙報材料。明確表示：“樹大明等人搞出來的事情，與我沒有任何關係，憑什麼要我寫彙報材料？”而不是象龔仲自己所謂的大局觀，盲目地相信以趙一局長為首的江南局黨組，事情的發展可能是另外一種局麵。
現在事實已經證明，龔仲當時的想法是何等的天真！他認為隻要將自己知道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寫出來，相信以趙一局長為首的江南局黨組會從事實真相中判斷自己是否參與了？是否應當承擔責任？應該承擔什麼責任？現在的情況可能又是另外一種局麵。但生活中沒有如果，事情已經發生了，再這樣想沒有任何意義。這是案情暴露後，龔仲犯下的第一次不可饒恕的錯誤。
從某種意義上說，龔仲是一個愚蠢的人。他沒有吸取第一次錯誤的教訓，堅決抵製以“參與者”的身份寫所謂的彙報材料，造成了後來這種被動局麵。現在他又在不知不覺中犯下了第二個不可饒恕的錯誤，那就是案情發生後，龔仲沒有找任何人申訴過。他錯誤地認為現在不是申訴的時候，不應該為了個人的問題，而去幹擾局黨組全心全意打官司工作。龔仲天真地認為，相信以趙一局長為首的江南局黨組會公正的對待自己。
龔仲犯下的錯誤，樹大明、方建軍、方麗紅這些真正的當事人卻不會犯。就在龔仲盲目相信以趙一局長為首的江南局黨組會查明真相，正確處理自己個人問題的時候，樹大明、方建軍、方麗紅三人，也在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動用一切關係，想盡一切辦法，采取各種措施，為自己開脫，減輕自己的責任，爭取組織上的寬大處理。
卻說方麗紅這個女人，這個外表嬌豔的女人，在案件發生後，立即利用各種關係，特別是她公爹勞動廳副廳長的關係，找了局裏不少領導，爭取將她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大限度地減輕她的責任。另一方麵，她在每一位局黨組成員麵前，哭哭涕涕，充分利用上天恩賜給她的財富，爭得領導的同情、理解、原諒。
“我隻是一個二十多的小姑娘，年輕不懂事，沒有任何社會經驗，隻知道服從領導的安排，什麼也不懂，領導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我隻是一個會計人員，隻是一個最底層的財務人員，他們三人都是我的領導，樹大明主任是我的領導，方建軍總經理是我的領導，龔仲主任也是我的領導。我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們安排的，我所有工作都向他們彙報了的。”
“樹大明主任是財務方麵的專家，是我們江南局的老財務處長，是我們財務人員的老領導，他平時是說一不二的，他要我去哪我就去哪，要我填寫什麼單子我就填寫什麼單子，他要我我哪知道其中有什麼問題嘛！”
“我恨死樹大明他們了，我有一個幸福的家，有一個愛我的老公，有一個乖巧的女兒，我又不缺錢用。現在莫明其妙搞成這樣，我恨死樹大明他們了！嗚嗚嗚嗚……”
當然，僅憑這些，還不能解決她的問題，還不能免除她的責任。她畢竟是正氣物業公司財務管理負責人，也是公司的會計人員，她的工作職責就是管理公司的財務。公司財務上發生了問題，不管從哪方麵說，她都有不可推脫的責任。更何況，她不但是積極的支持者，也是自始至終的參與者，更是一位工作職責範圍內的失職者。
但發生戲劇化性變化的是，她的努力，她的淚水，她的嬌豔，終於打動了主管財務工作的副局長洪繼宗。洪繼宗是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是從京都局交流過來的幹部。龔仲知道，交流幹部最大的困難，就是長年工作在外，遠離老婆孩子，不能給予家庭應有的關照與嗬護，更要克服身體上心理上的空虛，還有外界五光十色的誘惑。
沒有經曆過這種生活的人，是無法體會到其中的艱難的。龔仲在這方麵深有體會。當年，他剛剛從白水局調到江南局時，就曾被幾位老同學請入娛樂場所。那些娛樂場所，實質上是一些帶有不同目的，尋求不同目的的場所。說白了，就是一些變相的色情場所。在那樣的場所裏，如果自己把握不好，就很容易迷失自己，就很容易入鄉隨俗，做出一些傷害家庭的事情出來。
後來，龔仲掌握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再也不去那些所謂的娛樂場所，給自己考驗自己意誌力的機會。於是龔仲就上網打發時間，看小說玩遊戲。但讓他想不到的時，自己又差點因為鳥兒而陷入另一個精彩的網絡世界。幸好在關鍵時刻，龔仲以無比堅強的意誌力，加上對家庭的高度責任感，終於在最後時刻懸崖勒馬，沒有做出傷害家庭的事情出來。
因此，誘惑是無處不在的，誘惑是精彩無比的。在這充分誘惑的精彩世界裏，怎麼樣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家庭，關鍵還是要靠自律、自尊、自重、自嚴、自愛，一切以家庭為重，一切以責任為重，不要為了自己一時的身心需要，做出傷害家庭的事情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