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上說的這些是什麼意思呢?說明沈從文不是個使強用恨的人,不是個刻薄鑽刁的人,他善良溫和,感受靈敏,內心豐富,不善交際,隱忍靜慮,這就保證了他作品的陰柔性,溫暖性,神性和唯美性。
現在分頭說說他作品的這幾方麵特點。
沈從文真正創作的時間並不長,從1924年到1949年,就二十五年左右，人不到五十歲就基本上停止了。五四時期那一批作家,1949年後創作也基本上停止了,也都是五十歲左右。陝西的老作家,如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等也是四十歲左右文革開始了,創作也算結束。中國現代作家有一個現象,即創作壽命都很短,除了幾十年間的政治運動所致外,似乎人到六十歲後想象力就極度消退。沈從文在二十五年間的作品結集八十多部,他的代表作是《邊城》、《長河》、《湘西散記》、 《柏子》、 《阿黑小史》、《龍朱》《月下小景》等。
說他的陰柔性。他的作品的味道特別,又最可回味。他最成功的作品當屬寫湘西故事的那個係列,題材都是社會下層的士兵,婦女,船工,腳夫和一些小職員的日常人生,即便寫妓女也都是低等妓女。在他寫作的年代,國家破碎,民族災難,魯迅在寫《徬徨》和《呐喊》,茅盾在寫《子夜》,巴金在寫《家》,還有柔石那一批作家,還有延安邊區那一批作家,而沈從文的作品似乎並沒有直接涉及當時的風雲。換句話說,他不是戰士,也不是政治性強的作家,這樣的創作雖不能緊隨時代,也不大像中國曆來文人的傳統秉性,這一點使他後來成為攻擊和否定的軟肋,但他也因此避免了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政治的宣傳品。沒有直接寫政治,寫社會問題,使他的作品不陽剛,也因此不僵硬。當他初冒出來的時候,以別樣的生活,別樣的色彩驚動著文壇,成為京派作家的一員大將,但他在那個時候不可能成為強手,以至於後來政治性的,社會問題性的,大題材性的東西占領了中國文壇,沈從文便漸漸邊緣化。這種情況和張愛玲一樣,張愛玲也隻是寫她的沒落家族的生活,所以1949年她就出國了。張是有家庭背景的,自由到了極點的人,她可以出國,沈就隻有留下來,性格決定了他的行為。性格的原因使沈從文隻能寫適合於他的題材,也隻能用適合於他的筆法寫他的題材。讀他的那些作品,夏誌清有一句評論:涼氣悄然逼近。在那個時代,帶給人類的是什麼東西,帶給生命的是什麼東西,就是涼氣啊。沈從文關注的是人,別人看著水麵上的冰山,他看著水麵下的冰山。他其實在寫最根本的東西,在寫最文學的東西。但那個時代人們看不到這些。我曾經在圖書館看到一本他的選集,書是叢書，1949年以前的舊本,序言由別人寫,序言中說他如何有才華,文筆如何好,但有一句話我記得清楚,就是:他隻能算是二流作家。我一直說過這樣的話,作品必須經過五十年的考驗,如果五十年後有人還在讀,那就是好作品。五十年後沈從文怎麼樣呢,他成了中國現代文學超一流的作家。為什麼呢?文學有文學的規律,文學就是寫人性的,脫離了寫人性,而將文學當作政治的宣傳品,你輕視著文學規律,文學也就最後拋棄你。另一點,我要講的,也是沈從文可以給我們啟示的,是作品多寫事實和印象,少來主見,主見是會隨著時代改變的,事實和印象則永不會變。主見是船,事實和印象是海。事實和印象是一串項鏈,主見是珍珠中的線。所謂的“思想性”,現在我們還常常習慣提到這個詞,以此評價作品,而作品中的所謂“思想性”應該是故事的很遠的背景。近五十年後沈從文的浮出,是中國文學觀的改變,可以說,對待沈從文的態度變化,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心路曆程。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記住,文學不是政治宣傳品,以政治觀念寫作品,即使一時紅火風光,最終也是一無所有。而文學不作禦用,有人又寫成揭露陰暗,暴露黑幕性的,思維上和禦用是一樣的,同樣最後一無所有。有一年我到江蘇高郵縣,在清驛站台參觀,看到牆上貼著當年接待乾隆帝的儀程,其中有一條是送當地土特產,接著有一條,請當地詩人獻頌詩,看後心中特別悲哀。我寫過一個中篇《藝術家韓起祥》,就寫了一個藝術家為何一步步變成政治宣傳品,最後悲涼地死去。這就牽涉出了作家和政治的關係問題,中國民族是一個苦難民族,因為苦難,文人的政治情緒就濃,所以有“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之說。但偉大的文學作品既要關注現實,又要追問人的本身。講政治要講大政治,關注和追問就是大政治。或許這一切,沈從文都不是自覺的,但他是天才,他受命於天地在眾多樹木中生成了一棵梧桐樹,鳳凰就落在了梧桐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