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我這是第一次來北大說話,卻是第二次來到北大。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但我沒有好運氣能在北大上學。十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來過北大,是來見我的一個老鄉的,他那時正讀研究生,半夜裏,我繞著未名湖轉了一圈,回去寫了一個短文,其中有這麼一句:一個未名人遊了一次未名湖。這次主持人要我來,我當然十分高興,但我著實很惶恐,一是我不知道我該講些什麼,在中國文壇上,我是極普通的一位作家,肚裏沒有話要說。二是我口才很糟糕,又說不了普通話,當年我從西北大學畢業時,學校先要讓我留下來任教,而係主任最後否定了,就是說我說話不行,當不了老師的。所以,我一再推托說不來了。主持人堅決不行,說,你隨便說吧,說什麼都行。我拗不過他,隻好來了,但隨便說是最不好的,即興說話我一句也說不出,便列了個大概提綱。我在我們單位,也就是西安市文聯,五十多個人,我當的是主席,開會我也要有個提綱的,沒提綱,我就前言不搭後語,自己把自己都說糊塗了。
我現在開始按我的提綱說。
在中國,散文是最有群眾基礎的文學形式,讀者多,作者多,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來談談自己的感想。我不知道前邊的幾位我所敬重的散文作家和散文研究家都談了些什麼,我惶恐關於散文的那些道理,差不多的人都知道。輪到我還有什麼新鮮的東西提出來呢?世上的事往往是看似簡單的卻是最複雜的,一個人的能力如何,就是看是否能將最複雜的事處理成了最簡單的事。越是難以治愈的病,越是在這號病域裏產生名醫，比如有著名的治癌專家,治乙肝專家，但絕對沒有一個是治感冒的杏林聖手。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我能談出些什麼可以讓你們記錄的東西,在這個晚上,我隻以一個普通寫作者的身份,說說我的一些體會來浪費你們的時間。
我講九個問題。
一、關於改變思維,建立新的散文觀。
其實,建立新的散文觀,並不僅僅是散文,而是整個的文學觀念。為什麼我首先講這個問題,如果初學寫作者覺得這是無所謂的了,但你真正地從事了寫作,文學觀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主辦著一份散文雜誌,叫《美文》,在1999年的一年裏,專門在封二封三開辟了一年的專欄,刊登一些作家對散文的認識,也就是想了解大部分作家的散文觀。從專欄的情況看,有一部分人寫得相當好,也有更多的人仍糊裏糊塗。我是指導著兩個碩士研究生,在入校的頭一個學期,我反複強調的也就是扭轉舊的思維,先建立自己的文學觀,起碼要有建立自己文學觀的意識,提供的書目中,除了國外的大量書籍外,向他們推薦讀兩個人的隨筆，一個是馬原,一個是謝有順,這兩個人的見解是新鮮的,但又不是很偏激。回顧現當代文學,可以看出中國文學是怎樣在政治的影響下成為宣傳品,而新時期文學以來又如何一步步從宣傳品中獲得自己屬性的過程。對現在的散文產生重大影響的是五四時期散文,和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從新時期散文發展的狀況看,先是政治概念性的寫作,再是批判回憶性的寫作,然後才慢慢的多元起來。但可以用這樣的一句話說,散文在新時期文學中是相對保守的傳統的領域,它發動的革命在整個文學界是最弱也是最晚的。中國的文學藝術,接受外來思潮而引發變革最早的應是美術界,然後是音樂,是詩歌是小說,然後才輪到散文。散文幾乎是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才有了起色。隨著整個文壇的水平的提升,散文界必然有一批人起來要革命,具體表現為開展了多種多樣的爭論。比如:散文是不是小說的附庸;散文是一切文學形式裏最基本的東西,還是獨立的;是專門的散文家能寫好散文還是從事別的藝術門類的專家將散文寫得更好;它應該是紀實性的還是虛構性的;它是大而化之的還是需要清理門戶,純粹為所謂的藝術抒情型;是將它更加書齋化還是還原到生活中去,等等。正是這些爭論,散文開始了自身的解放,許多雜誌應運而生,幾乎所有的報紙副刊都成了散文專版,進而也就有了咱們北大的這個論壇。
但是,我仍在固執的認為,散文雖目前很熱,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革命的實質並不大,從主管文藝的領導,到出版界,作家、讀者舊有的對散文的認識並未得到徹底改變,許多舊觀念的東西在新形勢下以另一種麵目出現,如政治概念性的散文少了,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卻多了,假大空的作品少了,寫現實的卻沒有現實主義的精神,純藝術抒情性的作品又泛濫成一堆小感覺,所謂的詩意改成了一種做作。我覺得,散文界必須要有現代意識,它應該向詩歌界、小說界學習。比如小說界對史詩的看法,對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看法,對現實主義的看法,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看法,對詩意的看法,對意味形式的看法,等等等等。散文當然和小說是有區別的,但小說界的許多經驗應當汲取。所以,我認為在目前的狀況下,一個最簡便的辦法是讓別的文學藝術門類的人進入散文寫作,我在《美文》的一個約稿的重要措施就是少約專門從事散文的人來寫散文,而是盡一切力量邀別的行當裏的人讓他們為我們寫稿。
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詞叫與時俱進,如果套用這個詞,散文質量提升的空間還非常大,一方麵要繼承傳統的東西,一方麵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改革它的坐標應該是全球性的,而不僅是和明清散文比,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比,更不能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比。
散文界有這樣一種現象,我們常常都知道某某是著名的散文家,但我們卻不知道他到底寫了些什麼作品。小說界,一部小說或許就使我們記住了這個作家,但一篇散文或一本散文集讓我們記住的作家是非常非常的少。
我雖然在強調散文的現代意識,什麼是現代意識?現代意識如果用一句話講可以說是人類意識,也就是說我們要關懷的是大部分人類都在想什麼,都在幹什麼?散文絕不應該是無足輕重的,它的任務也絕不是明確什麼,它同別的文學藝術一樣,是在展示多種可能,它不在乎你寫到了多少,而在於你在讀者心靈中喚醒了多少。作家的職業是與社會有摩擦的,因為它有前瞻性,它的任務不是去頂禮膜拜什麼,不是歌頌什麼,而是去追求去懷疑,它可能批判,但這種批判是建立在對世界對人生意義懷疑的立場上,而不是明確著什麼為單純的功利去批判,所以,作家與社會的關係永遠是緊張的,這種緊張越強烈愈能出現好作品,不能以為這種緊張是持不同意見,而作家若這樣以為又去這樣做,那不是優秀的作家。
二、關於向西方學什麼?
這個問題要涉及的方麵很多,但我從散文的角度上隻說一個問題。
如果綜觀中國的散文史,它的興衰沉浮有一個規律,就是一旦失去時代社會的實感,缺乏真情,它就衰落了。一旦衰落,必然就有人要站出來,以自己的創作和理論改變時風,這便是散文大家的產生。散文大家都是開一代風氣的人物。曆史上的散文八大家莫不是如此。但是,我要說的是,現在散文要變革,如果它的變革和曆史上的變革一樣的話,僅僅是去浮華求真情,那還不夠。小說界的情況可以拿來借鑒,如果現在的小說是純政治化的,那肯定不行。讀者不買賬,甚至連發表也難發表了。而現在能發表的,肯定能受到社會歡迎的小說就是寫人生,寫命運。這類小說很普遍,到處都能讀到這類小說。但是,小說寫到這一層麵,嚴格講它還不是最高層麵,還應該寫到性靈的層麵,即寫到人的自身,人性,生命和靈魂。在這一點上,散文界是做得不夠的。我們談到的作品更多的,也覺得目前較優秀的散文,差不多都是寫到對曆史對人生命運的反思。這無可厚非,這可能與中國散文傳統審美標準有關,如一直推崇屈原、司馬遷、杜甫。這一類作家和作品構成主流文學。但現在這一類作品想像力不夠,不如古人寫得恣意和瑰麗。與主流文學伴隨而行的另一種可以稱之為閑適文學,它闡述人生的感悟,抒發心臆,如蘇軾、陶淵明,以及明清大量的散文作家。但這一路數的作品,到了現在,所抒發的感情就顯得瑣碎。文學是不以先後論大小的,絕不是後來的文學就比先前的文學成績大,反而多是越來越退化,兩種路數的創作都走向衰微。而外國呢,當然也有這兩種形態,但主要特點是人家在分析人性,他們的哲學決定了他們科技、醫學、飲食等等多方麵的思維和方法,故其對於人性中的醜惡,如貪婪、狠毒、嫉妒、吝嗇、猥瑣、卑怯等等無不進行批判,由此產生許多傑作。所以,現在提出向西方學習,是為了擴大我們的思路,使我們作品的格局不至於越來越小。我這樣講並不是說我們傳統的東西不好,或者我們的哲學不好,關鍵是對於我們的哲學有多少人又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呢?這個時代是瑣碎的時代,而我們古老的哲學最講究的是整體,是渾然,是混沌,但我們現在把什麼都越分越細呀!中國有個故事,是說混沌的,說混沌是沒有五官的,有人要為它鑿七竅,七竅是鑿成了,混沌也就死了。所以說,與其我們的散文越寫越單薄,越類型化,不妨研究借鑒西方的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