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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工作的日子還真不錯。
早晨七點半聽著鬧鍾起床，刷牙洗臉吃早飯，上班下班吃晚飯，看電視上網睡覺，每天好像按同一路線行駛的班車，準點到站離站，司機加乘客就隻有我一個，我吃飽了全家不餓，我睡著了沒人醒著。這種日子實在清閑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每天要早起，那就跟做神仙差不多了。
以前做學生時難得天天早起，倒是必定天天熬夜。理工科的留學生們都好像是夜行地動物，永遠看不到晌午的太陽。雖說上學期也趕了幾回早課，但一周不過兩三節，而且下了課可以回家補覺。上班後一下子把作息時間調前三個多小時，這時差一時半會兒還真倒不過來。
雖說矽穀時興彈性工作製，有人幹脆在家“遠程工作”，可我上班的鍾點兒一點兒自由都沒有。早八晚五，絕無遲到的可能，誰讓這份工作的性質就是幫著客戶解決技術問題呢！客戶遍布美加，地處東海岸的大有人在。那邊兒比加州整整早了三個小時，您這兒八點上班，人那兒可都上午十一點了，您再晚到公司一小時，人家整整一上午都得幹瞪眼。所以公司明文規定：彈性工作沒問題，要來早來，幹脆六點來（不過沒說可以早走），晚於八點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就為了多睡二十分鍾，我盡量靠近公司找地方住。好在公司所在地區差不多是矽穀的“貧民區”，我於是借光兒找了一處便宜公寓，一室一廳每月九百八。您說九百八還不算貴？再加點兒就夠兩張北京舊金山的往返機票了。可2000年那會兒，隨便一套一室一廳的公寓就一千二三，而且有錢還不一定能立刻住進去。所以像我這樣僅僅花了一天功夫就找到一千塊以下的一室一廳，而且離公司開車五分鍾，運氣真算是不錯了。
我住的公寓在一棟臨街的兩層小樓裏。這座樓離遠了看有點兒像北京建築工地的工棚，不過裏麵條件肯定比工棚強。地毯有點兒舊，但算得上幹淨，也沒什麼怪味兒；廚房的爐具都是新換的，衛生間也挺整潔，牆上釘著一塊大玻璃鏡子，雖然人照著有點兒變形兒，可鏡子頂上裝著射燈，光線還挺柔和。臥室和客廳雖然有點兒嫌小，不過涼台的拉門和窗戶都特寬大，一色的藍天鵝絨窗簾兒，窗外有棵巨大的棕櫚樹，好像一把特大號的遮陽傘，大中午的一點兒陽光都透不進來，不過到了晚上，倒是能讓馬路對麵的霓虹燈光鑽進來一些，斑斑駁駁地灑在房頂，也算別有意境。
我的街坊都是貧窮而快樂的墨西哥人。最典型的就屬“房東”一家，一對兒黑黑胖胖的夫婦，養著五個孩子。每天房門大開，屋裏叮叮咚咚放著快樂的墨西哥民歌，女主人有時還亮開嗓子跟著唱兩句。這對夫婦雖被房客們稱為“房東”，其實也隻不過是被房產公司請來管理房子的人，幫著處理租房的事宜，再做做維修保養，自家的房費就得以免除。平時丈夫出去做些零活兒，老婆則在傍晚到超市去打工，一個月千把塊的零花錢，不愁吃喝也不打算給孩子們攢學費——根本沒指望他們以後能上大學，所以每天歡歌笑語的也很是快樂。
在他們眼裏，我是實實在在的有錢人——這年頭兒，矽穀裏哪個做工程師的是窮人？黑壯的男主人就曾經問過我，幹嘛不買輛新車？我聳聳肩說沒錢，他大笑，拍著自己胸脯說沒錢的在這裏！然後探著頭側目：你在電腦公司上班？也該是百萬富翁吧？這回就輪到我大笑。我說我要是百萬富翁還住您這兒啊？他也摸著後腦勺兒傻笑著說：那是因為你剛開始做，過不了幾年就成百萬富翁了，以前來過好幾個你這樣的，不久就搬走了。
不過要想成為百萬富翁，隻靠我的工資，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攢個二三十年。
說到工資，猶太老板真是狡猾，上班第一天，把我拉進辦公室，信誓旦旦地把屋門關嚴實了，先耐心地給我講了N個小公司股票上市，連女秘書都一夜住進超級豪宅的故事，然後呢，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張紙來，在上麵寫了個公式，我一看就明白了——我的收入由兩部分組成：五萬五的年薪，加上麵值一萬元的股票。
老家夥笑眯眯地說：這是特殊的待遇，公司在沒上市之前，對原始股的分配很慎重的，許多老資格的員工也未必能每年拿到一萬股。
我腦子裏突然閃過“灣區有誌工程師”白立宏的樣子——他在日本小館兒裏拚命搖著頭說：連生物公司都跌了，我們這生物器械公司，還能在這時候上市啊？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
我笑了笑沒說話。是不是六萬五已無所謂，原始股是不是廢紙也無所謂。隻要工資足夠我交房租吃飽飯，然後每月再給爹媽寄兩百美元就成。我現在是孤家寡人，沒負擔沒拖累沒野心，多少錢工資也沒啥所謂。好在我爹媽野心也不大。我告訴他們我已光榮走上工作崗位，一年工資合四十多萬人民幣，他們也就心滿意足，把失去了一個博士兒子的損失忘到腦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