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學者說：“任何事情都要自己的努力。隻有對孩子進行努力教育和挫折教育，讓他們在失敗中學會本領，將來才能自食其力。”人生不會永遠春風得意，也會遇到挫折與坎坷，沒有經曆過失敗的人就體會不到成功時的快樂。
可是，現在的孩子已經習慣於對父母的依賴，從小學、中學、大學、就業到成家，都是父母在承受生活的壓力，而孩子對各種困難幾乎沒有體驗，而且缺乏忍耐力，一旦遭遇挫折很容易被擊垮。因此，父母應該教育男孩正確看待挫折，越過挫折，與挫折握手言歡。
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十歲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向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複從名師授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適逢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豐富了司馬遷在京城裏的見聞，激發了他的熱情。
元封元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因病死在洛陽。於是，司馬遷繼承父親遺誌，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戰敗被俘，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來卻聽說他投降敵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一改幾天前稱讚李陵英勇的頌詞，紛紛指責他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麵安慰武帝，一麵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投入監獄。次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對司馬遷處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悲痛欲絕，甚至想到了自殺，可是後來想到自己多年來搜集資料，要寫部曆史書的夙願，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他忍辱負重，苟且偷生，接受宮刑。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任職太史令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總共經過十六年。《史記》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光輝的偉大著作。
人在遭受無妄之災時，通常有兩種選擇：要麼悲觀消沉，要麼發憤圖強。司馬遷選擇了後者，他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把自己心中所有的“憤”都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他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為後人記載並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曆史上還是文學史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巴爾紮克說：“挫折和不幸，是天才的晉身之階，信徒的洗禮之水，能人的無價之寶，弱者的無底深淵。”貝多芬自幼跟父親學習音樂，8歲就登台演出。22歲到維也納深造，創作了大量充滿時代氣息的優秀作品，對世界音樂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被人尊稱為“樂聖”。但是貝多芬一生坎坷，26歲開始耳聾，晚年全聾。對於一個音樂家來說，沒有比失聰更可怕的了。但是他對藝術的愛和對生活的愛，最終戰勝了他個人的苦痛和絕望，苦難轉化為他創作力量的源泉。在他一生的最後十年中，他在耳朵全聾、健康情況惡化、生活貧困的夾擊下，忍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重重折磨，以頑強的毅力創作了《第九交響曲》，展現了人類的美好願望。
鼓勵男孩正確地看待生活中的失敗和挫折，可以幫助孩子驅走惰性，促使孩子奮進。失敗與挫折是一種挑戰和考驗，它既可能讓孩子走向成熟、獲得成就，也可能破壞孩子的前途，關鍵在於孩子如何麵對挫折。
逆境和挫折是一所好學校。人走路時免不了會跌跤，孩子在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免不了要碰到數不清的麻煩。經過逆境的打磨，孩子逐漸學會逆事順辦，學會控製自己的情緒，坦然麵對失敗，並把挫折自然地看成挑戰。所有這些經驗都會成為他人生中的寶庫，賦予他解決問題、尋找答案、承受失敗的能力。
男孩更需要也願意在嚐試中不時地與挫折挑戰，與挫折打交道形成的經驗，會讓他們以後有足夠的能力麵對問題、接近問題、解決問題。通過盡自己的能力獨立解決身邊發生的問題，男孩會產生一種榮譽感、滿足感，形成堅持和執著的意誌品質，體驗每一個成功的獨特感受。許多家長意識到要對孩子進行挫折教育，但他們往往隻是讓孩子吃點苦，接受一下失敗，把挫折擺在了孩子的麵前，卻忘記引導孩子如何正確麵對挫折，遭遇挫折之後應該怎樣做，沒能讓孩子樹立起戰勝挫折的勇氣，找到戰勝挫折的辦法。事實上，隻有引導孩子分析受挫的原因，從中吸取教訓，並想辦法克服困難，才能讓孩子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體驗到成功的喜悅，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心。如果孩子自己無法克服困難，家長應給予適當的安慰，並提供一定的幫助，以免孩子過分緊張，影響身心健康。
家長在孩子受挫之後的不同舉動，可以讓孩子在經曆挫折之後越挫越勇，從而成為生活的強者；也可以讓孩子從此變得害怕失敗，不能接受失敗，從而失去挫折教育的意義。挫折教育應該是抗挫折能力的教育，正確引導孩子去麵對挫折、越過挫折、與挫折言歡是挫折教育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