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國青隊帶我的李曉東教練調進了國家隊，正帶著孔令輝的尹宵指導把我接到了他的手下，我和孔令輝就成了同門師兄弟。
尹指導是個脾氣挺好的人，但對我們的要求卻特別嚴格。那會兒我們也小，不夠懂事，所以老挨罰。尹指導罵我們，有時急了甚至還會動手。
1989年的亞洲少年比賽，隊裏派我們參加。前幾屆中國都沒有贏過，老輸給韓國、朝鮮什麼的。我們這一屆也輸了，因為他們比我們大。都是1971年的，基本上都是他們國家隊的主力。我們當時輸了個0比3，單打就馮哲一人進了前8！
這次“慘敗”令我們印象深刻之極，當時的反應就是：直板快攻不行了。必須改打法！
（七）直拍橫打
當時，許紹發主教練說：“直板繼江嘉良他們之後，看起來已經沒多大希望了。”所以我們那一拔好多人都改了板，像馮哲、王飛、李靜他們。我自己當時也特別想改，因為已基本判了這種打法“死刑”。這麼沒前途的打法為什麼還要打呢，我甚至當時還自己偷偷粘了一塊拍子。
可沒想到隊裏竟宣布：劉國梁還繼續打直板。心裏那個委屈呀。為什麼這麼不公平，這不是把我按曳離世界冠軍的領獎台嗎！
尹指導來給我做工作了：“改不改，是徐(寅生)主任他們研究了很久才決定的。咱們的方針是‘百花齊放’，各種打法都應該有，不能說改就全都改了。你頭腦比較靈活，球路凶，變化比較快，非常適合打直板。再說了，不管什麼打法，隻要你打得好打出水平來，就能拿世界冠軍！”
也是啊。甭管黑貓白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既然已經跟直板結下了這麼深厚的緣分，那麼就好好地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吧。
直板打法雖然要堅持，然而還是得加以變化才行，“窮則變，變則通”嘛。經過徐主任他們的一番琢磨，定了下“直板橫打”這項新技術。
一塊球板加了一塊海綿，彈性、分量什麼都不對了，最開始我非常非常不適應。況且當時一切都處於摸索階段，也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比如比賽時加了一項技術，你就不了解該什麼時候用。有時用得過多，有時卻又不夠，比例分配得不好，影晌了我的比賽成績，甚至連以往的“手下敗將”都反過來贏了我！
我開始偷偷琢磨：要不要再把技術改回來？
(八）蔡指導來了
從1990年開始，我練起了直板橫打。而這項新技術讓我在訓練之初就屢遭敗績，於是我也沒跟誰商量，就偷偷地把拍子改了回來，果然後來的“戰績”似乎又有所回升。
可是這個“小伎倆”當然瞞不過尹教練的法眼，他把我叫來訓了一頓，並且勒令我把拍子又改回去。挨了訓的我嘴裏雖仍免不了有些嘀咕，可心裏卻還是懵懵懂懂地記住了一個道理：看事惰不能隻顧著眼前，目光要長遠，“風物長宜放眼量”啊！
1991年，中國男乒兵敗日本千葉，蔡振華指導受命於危難之中，從意大利回國擔任了乒乓球隊的主教練，而我和孔令輝也在尹教練的帶領下，進入了國家隊。
訓練時的蔡指導就和他的模樣一樣，一個字：酷！沒過幾天，我和孔令輝就見識並且領教了他的嚴厲。
一次訓練時，又練基本功，那枯燥無味的基本功訓練哪兒栓得住我的心呢，要說是琢磨發球還差不多。我打了一陣兒，攛掇讓孔令輝向教練“謊報軍情”說板數已經夠了。
誰成想這一切都被蔡指導看在了眼裏。他倒也沒太怎麼著我們，就是把我倆又都降到二隊去了。
這一罰可是夠狠的，好容易進了一隊沒兩星期，就又給“下放”回了二隊。丟人丟大了不說，要想再上來可不知還行不行了?我和孔令輝三魂嚇掉了兩魂，那個星期拚了小命似的使勁兒訓練，企圖以此來“挽回”蔡教練的決定。
一星期後，二隊教練向蔡指導反映我倆練得“還可以”，蔡指導總算“收回成命”，我倆又“重返國家隊”。從此，蔡教練的威信算是樹立在了我的心裏。
那一年我收獲很大，技術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家一隊畢竟不同於二隊，訓練中的對抗性非常強，又加上隊裏有意給了很多實戰的機會，來演練技術。日子一久，我對“直板橫打”的運用逐漸合理起來，對打法和彈性等又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能夠自如地使用這項技術，球又“長”了。
（九）一鳴驚人
1992年的6月，中國公開賽在成都舉行。16歲的我初出茅廬即一鳴驚人，橫掃薑熙燦、金澤洙、李根相、林德諸多高手，尤為令世人震驚的是我居然將瓦爾德內爾挑落了馬下。
老瓦是我十分尊敬的對手，這棵“乒壇常青樹”整整伴了中國隊5拔隊員。先是郭躍華、蔡振華，然後是江嘉良，再後來是王濤、馬文革那撥，再接著就是我和孔令輝，最後還有馬琳、王勵勤他們。當時我遇上他，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輸了呢，是正常的，我本來就是新人嘛。倘若贏了，那可就是很賺了一筆！所以比賽時我沒有一點兒包袱，把一場球打得酣暢淋漓。我的發球和“直扳橫打”弄得老瓦暈頭轉向，尤其是“直板橫打”更是他聞所末聞見所未見的東西。老瓦在不知所措中就被我拉落馬下。
拚著一身剮，還真就把皇帝拉下了馬！這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我，並且也給當時處於低穀的中國男乒注入了一些生機和活力。
然而，“福兮禍所倚”，這次勝利對於16歲的我而言未免來得太輕易。在大大增強我信心的同時，又讓我不能擺正自身位置。總覺得和誰打都能行，都有機會。可是忽略了自己的一個弱點，基本功不是特別紮實。
從小我訓練就有一個特點：沒長性。比如說前半堂課的質量非常好，然而後半堂課就不行了。注意力不集中，提不起精神來。這就導致了我的基本功不夠紮實，打比賽時一旦遇上自己感覺占不了多大便宜的對手，局麵就比較難打，球也顯得單薄。
（十）哥德堡阿哥德堡
打完中國公開賽，我便引起了隊裏的注意。92年冬訓，隊裏定下了三個重點：馬文革、王濤和我。重點一定，我心裏也就知道八九不離十。我這回是要參加哥德堡的世乒賽了。
現在回想92年的冬訓，17歲的我實在是太浮躁了。定不下心來好好打一個球，總想著“怎麼還不打比賽啊”，想比賽快快來，卻沒想，我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不過也難怪，從小就被“冠軍夢”誘惑著，而這次它似乎十分切近地來到了你麵前，仿佛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一個17歲的少年又怎能按耐得下這份興奮呢。我在我球拍的兩塊膠皮後麵都寫下了“冠軍”兩個字以激勵自己，而現在看來，卻是顯得太求勝心切了。
小組賽第一場對奧地利，我被列入了“首發陣容”。這是一場被人們大為關注的比賽，我一露麵就引起了各國教練和記者的注意，他們把我稱作“中國隊的秘密武器”，瑞典隊認為我是針對他們打出的一張王牌。瓦爾德內爾說：“我要好好看看劉國梁的打法，盡快掌握他的特點。”
不料第一場我就輸了。說來也巧，對手就是1999年世界杯上連續擊敗我國幾員大將的施拉格。施拉格的球現在確實是不錯了，但在當時卻並不厲害。可我第一次到歐洲打比賽，過於緊張，束手束腳的，根本沒發揮出來。而蔡指導給了我充分的信任，在後麵對韓國、對日本等的比賽中仍頻頻遣我出場。但是底氣不足的我實在無力挽回頹勢，哥德堡，成了我的“傷心地”。
那次的中國隊獲得了亞軍。雖沒能戰勝老對手瑞典隊，然而比起上屆的第7名已經好了很多。可在最後的頒獎儀式上，還是有隊員忍不住哭了，而姚振緒領隊說：“就是在這一瞬間，更增加了我們奪回斯韋思林杯的信心！”
而我的信心，卻由去之前的沸點降到了冰點。成都那一站恍若一夢，我終於明白自己離世界冠軍還有著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過度的自信被擊破後，隨之而來的往往是深刻的自卑。父親卻非常平靜。他告訴我，這次輸球是正常的，你還隻是一個年輕選手，有這樣的失誤也不足為奇，關鍵在於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勝不可驕，而敗不可餒，要苦練基本功夫。
對！就是苦練基本功！從哥德堡回來，見到尹指導，他對我的要求也是這個。
（十一）臥薪嚐膽
1994年，是我臥薪嚐膽、閉門苦練的一年。蔡指導和尹指導特意減少了我比賽的次數，讓我蹲在家裏，紮實地進行係統的基本功訓練。
經過這一年的錘煉，我的實力長了一大塊兒。和以往的“長球”不一樣的是——如果用武功來比喻——過去主要長的是外在的招數，而這次長的卻是使招數發揮得更好的內力。
1994年10月，第3屆世界杯團體賽在法國的尼斯舉行。同時，第12屆亞運會卻又在廣島開戰。賽期衝突，使中國隊不得不同時派出兩個陣容分赴法國和日本。老將王濤、馬文革帶召孔令輝去了廣島，而我則與林誌剛、丁鬆、王浩等組成“第二集團軍”到了尼斯。我們這支隊伍賽前並末被人看好，連蔡指導都說：“你們隻是中國二隊，打進前八就算完成了任務。”
也許是因為沒有包袱，輕裝上陣的緣故吧，我們這支“二隊”打得出奇地好，一路過關斬將，竟闖進了決賽。
決賽的對手正是我們的老冤家瑞典隊，而我被定為頭號主力。打比賽那天，我狀態極好，連下兩城，扳倒卡爾鬆，擺平了佩爾森，最後我們以3比1戰勝了瑞典隊，成功衛冕，而我也被評為那屆比賽的最佳運動員。
我感到曾經丟失的自信又一點點地回來了。其實自信源於實力，實力的增長是它們回來的原因，而比賽不過是證明它的一個契機。隻是與兩年前相比，這裏麵少了些輕狂浮躁，多了些沉穩大氣。我知道，尼斯，隻不過是明年天津世乒賽的序曲。
那年的正定封閉訓練我練得格外苦，也許真的是長大了吧。連尹指導都說：“過去劉國梁封閉訓練能有一個星期完全投入就不錯了，可這次竟能始終如一地堅持下來，真不容易！”
（十二）從天津到亞特蘭大
1995年5月，中國，天津。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那一回，臥薪嚐膽了六年之久的中國男乒，終於又將斯韋思林杯奪回了手中，頒獎儀式上我們每個人都親吻著銀杯，慶祝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而我雖然是這一勝利的締造者之一，可天津成全的卻不是我。男團決賽前我主動向蔡指導請纓，然而出於戰術上的考慮，教練們還是祭出了“秘密武器”——丁鬆，而比賽結果也證明了這一決策的正確性。
我想在單打上證明一下自己。從哥德堡到天津，一口氣憋了兩年，也憋得夠久夠長了，但也僅隻是“證明”一下而已，冠軍也不是沒想過，可那到底還遠著呢——那麼一堆頂尖選手，中國的外國的，誰不瞅著聖·勃萊德杯眼熱，可到了，也隻有一個冠軍啊!我和同屋的孔令輝雖然開玩笑說：“要是冠亞軍決賽讓咱倆碰上了，那可怎麼辦啊！”但誰也沒把這話真往心裏去。
而世事偏偏就有這麼巧。
單打比賽，我場場都是硬仗：對希拉、對卡爾鬆、對薩姆索諾夫，還有老瓦，老瓦在賽前就放出風聲，說：“中國的三名小將（我、孔令輝、丁鬆）不會有太大作為，對付直板我有特殊的辦法。”可士別三日就當刮目相看，現在的我又豈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呢！
八分之一決賽上，我與老瓦狹路相逢，前兩局戰成1比1平。第3局決勝局時，老瓦以10比5領先，這時的他已有點勝券在握的意思，可我卻用了一項新技術：用反膠接發球搶攻，一下把他打傻了眼，連取4分，以21比18反敗為勝。
打著打著就打進了決賽，沒想到還真就遇上了同屋的好兄弟孔令輝。我倆爭冠軍，真正應了那句老話：同室操戈。
說老實話，孔令輝和王濤是世界上我最不願碰的兩名選手。拋棄感情因素不談，直板打法講究的就是一個“變化”，可我們成天生活在一起，我縱有孫悟空的七十二變絕技，也早被他們瞧了個清清楚楚——可這兩人我還真就碰上了，一個世乒賽，一個奧運會。（此是後話，暫且不表)
那場決賽在很多人眼裏看來都不緊張，其實不然。畢竟“當世界冠軍”都是我們從小就追求的理想，到了能實現它的時候，誰都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機會。也許我倆的外在表現都不是很“凶”，可卻將那份激烈全都埋藏到心裏去了。我們打得很累，累的都是心啊。最終孔令輝把握住了機會，成為了那屆比賽的“新料狀元”。
世乒賽後全隊土氣高漲，又發起了對亞特蘭大奧運會的衝擊。那段日子，小輝的狀態如日中天，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我卻又進入了新一輪的“煎熬”。
奧運會當年的名額是有限製的，每國限報4人。憑當時的狀態，孔令輝、王濤是當然的人選，而呂林要和王濤配雙打，四個名額已去其三，剩下的一個就要由我、丁鬆、馬文革三人去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