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評價自然跟陳望道對其的評價是不一樣的。想想也是啊，是蔣夢麟讓劉大白步入行政的，他怎麼會說劉不善於行政呢？但善於和有“興趣”還是兩回事情。其實在好多朋友和學生的筆下，劉大白就是一個很好的幕僚和刀筆吏，所謂得紹興師爺之真傳，說他在複旦期間，就已經有在幕後主持校政的經曆，蔣夢麟後來讓他做了幕僚，先是浙大秘書長，後是教育部次長。
這也是劉大白後來頗遭詬病的一關節點，文人總覺得劉大白棄文從政的可惜，但是子莫魚，焉知魚之樂乎？一個有多方麵興趣的人，嚐試從政又有何不可呢？因為從政，從根本上說還是為社會服務呀，至於服務的好壞以及這個政權製度的優劣，那更是難以一言以蔽之了。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是劉禹錫《陋室銘》的一句話，我現在的理解是，你要做到這些，你首先得是個鴻儒，或者說是對鴻儒有興趣的人，有共同的談資和愛好。在劉大白的朋友兼晚輩中，最值得一提的除了徐蔚南，還有鍾敬文。這兩位都為大白先生的身後事做了不少的努力，也的確辦成了有用的事情。徐蔚南前麵已經提及，鍾敬文則需特別提一下的。因為劉大白和鍾敬文，兩人年齡相差有20來歲，完全可以說是兩輩人，但卻成了好朋友。這是為什麼呢，這跟魯迅先生曾經支持汪靜之寫情詩《蕙的風》是一個道理。
1922年，19歲的鍾敬文從師範學校畢業，他在廣東家鄉任教時，就開始注意搜集當地客家民間歌謠，並編寫出了《疍歌》一書，此書受到劉大白的讚賞。1928年夏，由顧頡剛主編、鍾敬文經手出版了《吳歌乙集》，但卻受到了衛道士們的反對，特別是被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戴季陶認定為是在宣揚“猥褻”。所謂“猥褻”實際上就是今天的葷段子，那是在民歌中比比皆是的，沒有這個內容，可能就不叫民歌而叫官歌了。戴季陶在上海辦報時，跟沈玄廬、陳望道和劉大白們都是一個陣營的，後來卻是越走越遠了。有人以為主要是戴季陶跟顧頡剛不睦，正如魯迅先生跟顧先生也是不睦的，曾稱他為“鳥頭先生”，但顧頡剛當時名聲已經很大了，此前已經有《吳歌甲集》的好評如潮，說戴對顧奈何不得，於是隻好拿鍾敬文開刀，因為鍾在文壇還是個小人物，當時鍾敬文不僅被中大開除，連女朋友都跟他分手了。這樣鍾敬文便跌入了人生的低穀。這個時候劉大白就出手了，他時任浙江大學區秘書長，他便邀請鍾敬文到浙大來任教，於是鍾敬文便在杭州有了一段治學兼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包括在杭州寫下的有關西湖的美文，都跟那一時期的生活有關。
所以說劉大白對鍾敬文有知遇之恩那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1928年12月7日，劉大白又為鍾敬文所編的《民間文藝叢話次集》作序。序言中說：
“鍾敬文先生是一位研究民俗學的學者；但是他為了忠實於民俗學研究的緣故，為了普遍地豐富地搜羅民俗學底研究材料的緣故，竟受了事業上不應受的挫折。他所受的挫折，並不原因於教訓和知識底衝突，而原因於教訓主義者底不守自己底職分，這是使人可以長太息的一件事。然而鍾先生並不因為外來的挫折而終止它自己的工作底努力，這部《民間文藝叢話次集》就在挫折中出版了。這不但有益於民俗學研究底前途，而也是一般的認識科學尊重科學的人們，所應當對鍾先生表示敬意的。”
中國人講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而文人之間的相報，也就是寫個文章幫助出個集子什麼的。在大白先生去世兩周年時，他的那些老朋友就出力了，當時由鍾敬文倡議、徐蔚南協助、徐仲年負責編輯，在《文藝茶話》第二卷第九期上，發表了《紀念劉大白先生特刊》。1934年，鍾敬文在離開杭州赴日本之前，完成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劉大白平時記錄的民間故事輯成《故事的壇子》一書在開明出版，在序言中他如此寫道：
“天氣是這樣寒凍。此刻，我對著劉先生底遺文，來草寫這篇小序，一方追想他生前對於我的誘掖獎勵，而深感到努力向前底勇勁，同時，眺望著窗外凝謐的灰雲，又默感到人間底寥廓。”
是啊，凝謐的灰雲，人間的寥廓，但好在有文人之情，朋友之誼，寥廓中便有了一絲溫情。幾十年之後，直到80年代初，鍾敬文還在為劉大白的事情而操心，因為在他的心中，他是這樣看劉大白的——“雖然胸襟配著政府高級官員底徽章，其實，本質上仍屬於文學家和學者的劉大白先生。”
而據劉大白的女兒劉緣子的文字所述，劉大白身邊當時除了文人，還是有一些政治人物的，比如他的圍棋朋友陳布雷等，當時都是劉家的座上賓。劉緣子在文章中說，---我們搬到南司弄的二層樓房，除樓下的客廳、飯廳、和兩個臥室外，樓上還另有一間起坐間，用來招待比較熟悉的客人，父親從日本帶回來一副圍棋的棋盤和棋子，棋盤約有半尺多厚，下麵還有四隻圓形的半尺高的腳；一盒黑子和一盒白子，與現在普遍通用的扁平的棋子不同，是呈橢圓形的。白子有點發黃，上麵還有些不規則的花紋，看來像是用貝殼製成的，黑子是什麼製成的就不知道了。因為日本人是盤腿坐在榻榻米上下棋的，因而棋盤需要像日本人用餐的矮桌一樣，也有四條腿。我們的起坐間內有一張斑竹製的大竹榻，父親下圍棋時，也和在日本時一樣盤腿坐在竹榻上和朋友對弈。
記得最常來下棋的朋友有蔣夢麟、馬寅初和陳布雷等人。蔣夢麟是餘姚人，馬寅初是嵊縣人，陳布雷則是寧波慈溪人，全是父親的寧紹大同鄉。蔣夢麟身材瘦長，行止文質彬彬。馬寅初身材高大，嗓門亦大，最愛開玩笑。陳布雷則較矮小，因為他的名字與英文的Bread相似，父親他們就管他叫“麵包”。……
文中提到的這些人物，都是極厲害的，無論是對浙江還是對中國，都是起過影響的，每一個拿出來，都是有不止一部傳記好寫的。至於說劉大白的棋藝如何，跟他們對弈的輸贏戰績如何，這一切劉緣子都沒有寫，因為可能那時她還小吧。但從劉大白精通算術這一特長來看，他的棋藝是不會差到哪裏去的。
當然很多的時候，文人墨客都有一個自己的交往圈，這也並不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的，也不一定都是那麼直接和功利，更多的可能還是比較投緣吧。或許電話《黃金時代》就是想表現蕭紅蕭軍他們那個年代的這種特征，可惜愛情一來或革命一來，男人與男人、男人與女人，包括女人與女人的關係，都變得複雜了。或許本來倒也還單純的，一旦變成電影反倒是複雜了，複雜得有點講不知所雲了。
那個時候劉大白已經不是住在皮市巷三號，已經住到法院路的南司弄。那時劉已經在省教育廳和浙江大學任職，接觸的人就不僅僅是在野人士了。再後來，劉大白住在錢塘路九號，此屋後來在抗戰中毀於戰火，大致位置應該就在慶春路西靠近六公園的附近，都是好地方啊。
2014年深秋的一天，我和張先生想沿著《讀白》一書中的地名作一趟尋訪，可惜除了皮市巷還有一點點樣子，其他的不少都隻有紙上的地名了。有的是那條路和那條街還在，如平海路，1949年前也曾叫英士街，但大白先生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浙江教育會等皆已不複存在了，這幾十年的建設似乎都是在舊的老的基礎之上的。擱在二十年前也許還能說說再不挽救來不及了之類的話，現在已經不再需要說這樣的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