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劉大白自己的設想，他是想先完成外形律，再寫他的內容律，可惜的是這一夙願沒有能實現。而我們後來看那些成名的新詩人，也基本沒有涉及這一塊，是不想涉及，還是沒有能力涉及，這就不得而知了。反倒是劉大白還是謙虛得很的，他自己也以為是個過渡時代的詩人。
而今天我們來看過渡時代的詩人這個話題，心裏也難免會有些矛盾的，因為所謂過渡時代，很有可能就是舊不舊、新不新，或者說上半身是新的，但下半身是舊的。今天有人以為劉大白還是舊的部分更好，或者說他新詩中的舊詩韻味要更濃一些，更值得人們的咀嚼，這本身都是他的特點。至於他的愛說理，我以為這跟他的詩的功能定位是有關係的，因為當時的一些詩發在報紙上，有的是為農村和農民運動而寫的，所以不可能不直白和說理，這可能跟今天的時評有點類似，那個年代劉大白和沈定一們就是用詩歌來寫時評的。
2013年秋天，我在杭州大運河詩會上偶遇香港詩人和教授王良和，我知道他的碩士論文就是寫劉大白的，我當時問他為什麼拿劉大白作研究對象，是不是因為同是紹興人？他說有這個因素，但主要是因為像劉大白這樣一個古典詩歌造詣很深的詩人，本身也沒有外語功底（據說日語還是頗為精通的），可以說受外國詩歌的影響並不大，那他的新詩又是怎麼來的呢？
這便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了，我覺得王教授的這個課題還是蠻書生和學術的，因為這也是我們談起劉大白時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五四前後，做新詩是蠻時尚的一件事，包括周作人、劉複、沈尹默等都寫過，且也在“嚐試”中留下了名聲，但他們很快就不寫了，能堅持下去並成大名的也就是我們現在報得出名字的那麼幾個，這個我已經在另文中提及了。
這也正如大白先生所言，人生是一個謎。但詩人本身就是一個謎，詩歌表現的人生，尤其是謎中之謎。我自己還猜不透人生之謎，卻把謎中之謎給大家猜，這或許是我的罪過吧。
其實這不是罪過，這是愛詩者的福音，正如我們猜不透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心裏作何感想，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們在河之洲時聽聽鳥叫，然後也浮想聯翩一下，或許我們的春心和詩心就是這樣被叫醒的。
學有專攻，卓有成就，這也是劉大白能擔任複旦大學以及浙江大學中文係主任的資本；不是因為他的詩寫得好，更重要的，他是一名符其實的教授。
但劉大白身上還有更重要的特點，那就是他作為鬥士的一麵，這從他反清討袁流亡異國他鄉的經曆就足可證明了。回國後他又以一“公知”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麵前，特別是在報紙上撰寫時評等，可看出他是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勇敢地為新生事物而謳歌，這新生事物也就包括了新生的的白話文。
《劉大白研究資料》中就收錄了他關於女子解放的兩篇文章，一篇叫《女子解放從哪裏做起？》刊發於1919年7月27日的《星期評論》上，還有一篇叫《對於女權運動的意見》，刊於1922年12月18日《責任》周刊第4期。
第一篇文章，大白先生開篇明義，即提出如此觀點---“我想來在理想上，以為人類根本的解放，非‘無家庭’不可。”這自然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但作者並不耽於烏托邦式的夢想，回到現實的社會中，劉大白提出要辦公共的廚房和公共的育兒院，以讓婦女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第二篇文章，則相對比較係統，把女權放在人權的框架中來論述，以為女權之權體現在政治上的權、道德上的權、經濟上的權、職業上的權和教育上的權，家族上的權。大白先生最後提出---我總希望現代的女子，能了解女權的問題，和經濟問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從幼稚的女子生活改善運動，急切地走到總解放的路上去！
80年之後我們重讀這一段文字，總的感覺還應該是欣慰的吧，因為我們的Q友，我們的微友，即我們的網友，大多不都是女子嗎？她們有時比男子顯得更開放和文明啊。劉大白不僅用文章呼籲婦女解放，更是身體力行，比如在他任教過的浙江五中提倡男女同校；據說有一次他陪何應欽去視察，何對男女同校感到不解，以為這很容易搞出男女戀情來的，劉大白就說了，要戀愛男女不同校也要戀的……而在複旦任教時，他也主張複旦要招女生，否則就該叫國立複旦男子大學了……對了，何應欽是廣西人，年輕時長得很像老外，洋氣且帥氣，但從這個段子看倒還是蠻傳統的，日本向中國投降，這個投降書就是交到何的手裏，當時他代表的就是中國。
即使在談論他的本行詩歌方麵，大白先生也念念不忘婦女解放，比如在為《抒情小詩集》（查猛濟編）的序中，他就感歎女詩人的稀少，他這樣說道：“中國的女性，所受的禮教壓迫的荼毒，比較男性所受的，本來更深更重，所以比較地不容易解放；比較地不敢肆無忌憚地有抒情的表現，這極不是選者之故。然而我總希望男女之情，兩性間雙方平均地發抒出來！中國現代的女性新詩人嗬，你們不要甘心屈服在運命垂盡的腐朽的磐石下麵，一齊起來抽進那久鬱深藏的情苗啊。”
事實上劉大白先生寫過不少這樣的文字，不是單純地談詩說文，而是放到時代和社會的背景中，即五四以後思想解放除舊革新的背景裏來談論諸多社會問題，這也是我把他歸為鬥士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至於說他自己的情詩，從數量到質量，也是同時代同年齡詩人中罕見的。
而劉大白鬥士的一麵，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文白之爭”中的立場和觀點。
大家都知道，大白先生有一段時間曾把文言文說成是鬼話文，其抨擊的火力不可謂不猛。但是像他這一輩的文人，其文化的根基還是來自四書五經的，但他適逢一個革命又吐故納新的新時代，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新，這便成了新時代的謳歌者。然而人又不可能把自己的血全部換掉，所以鬼話文可能不隻是一種文言文的形式，更是指文言文的一些內容。在給徐蔚南的信中，他曾談到中國國語課本中“鬼話文”的比例，照我的理解或用今天的意思來看，就是初中時比例可少一點，而到了高中就可以多一些，如果是師範類的，以後要當老師的，那就得更多一些……。由此看大白先生的觀點，其實還是蠻客觀的，不是真的一棍子打死的。當然有時雙方論戰的時候，免不了聲音會很高，擦槍走火也時有發生，但這都不算什麼的。畢竟，一個詩人或學人，主要是靠他的作品說話，而且由於大白先生兼具創作和評論研究，這使得他的研究性文字也是新鮮生動的。
語言的文白之爭，說到底是革命與保守之爭。好多國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從語言革命開始的。這裏隻以一篇書評為例，可見當時同樣是白話革命者，對白話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劉大白在1929年專門出了一本書叫《白屋文話》（世界書局印行，定價九角），這是一部關於白話革命的書，他在自序中說：“……當時寫出的動機，是誌在長活人底誌氣，滅活死人底威風，頗以《平鬼傳》中的鍾馗自命。……”而且此書的宣傳跟今天一模一樣，也是要拉大旗來招展的，不僅有胡適之跋，還印有蔣夢麟在此書封麵上的推薦語---人話革命的宣傳品。
何為人話，人話就是白話，就是說人的話，那麼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話。
書出來之後，大家都要出來捧場，當年的梁實秋先生（化名敬遠）就寫了書評，說“劉先生的文筆是爽利極了，舉的例證也很多，趣味豐富，引人入勝。”不過接下去梁先生還是實話實說了，他最後是這麼說的---劉先生的文筆是很滑稽的，不過有的地方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例如原書第十六節，隻有六頁，“放屁”發現幾乎十次。也許劉先生以為這樣說話，比較的更像“人話”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