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是我們自認缺陷的地方：所以過去的一學期當中，一麵盡管試行，一麵仍舊常常由經校長和職教員等開會討論，商量那彌補缺陷的方法。到了寒假以前，才決定了假滿以後自治事件，有專人職員負輪流指導底責任。國語問題，在學科製組織法上頭，規定教授語法和修辭法；並責成國語科主任，精選教材，規定教授程序。這種預定的方法，不但可以盡得我們自己知道自己的缺陷，隨時打算補救。並且可以見得本校底改革精神，是隨時表現，隨處表現的！但是本校底改革事業，都是由經校長主持，職教員等讚助著進行，而且希望隨時改進的。現在教育廳長突然把主持本校改革事業的經校長，調任了省視學；本校的改革精神，就免不了受了一番打擊。倘然繼任的是不讚成改革的，那是不消說了；就是讚成改革，和經校長的改革精神，因為任事久暫，資望深淺，辦事上便利不便利底關係，不能沒有差別。況且這些改革事業都在試驗還沒成功底期內；在經校長方麵，把還沒有試驗成功的事業，交給人家，也好像不負責任似的。所以，我們因為維持本校改革精神的緣故，要挽留經校長。
文化運動，是人人都負責任的。但是，一種文化發生的時候，因為時間空間上的關係，一定先有少數覺悟略早的人，宣傳起來；等到立定了基礎，才慢慢地發展到周圍的各地去。現在本校底種種改革事業，不但是本校的關係，實在含有宣傳文化的作用。經校長和同人等，並不敢自己硬充浙江文化運動上的先覺；但是覺得這種宣傳文化的責任，是無從旁貸的。所以才決心實行改革。現在我們的改革事業，還沒有試驗成功；也沒有改進到＃全的地步，這是我們浙江宣傳文化的基礎還沒有立定；怎地能發展到周圍各地去呢？那麼，經校長是本校改革事業的主動；也就是吾浙文化基礎的中心；怎地可以聽他中途離校呢？所以，我們因為鞏固吾浙文化基礎的緣故，要挽留經校長。以上把我們挽留經校長的理由說明了；
至於所以要發這份宣言的緣故，因為同人等底挽留經校長，並非是個人地位的關係，實在是學校精神底關係，不但是學校精神底關係，而且是文化事業底關係。恐防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聲明一番。概括起來：就是以前本校的辦法，自認不能沒有缺陷；以前的文化運動，也還沒有改進到健全地步；所以留經校長複任，來彌補一切，希望達到適應時地符合義理底目的。論到外界的批評，我們不但是不忌諱，而且是很歡迎的，很感激的！這就是同人真實的態度了。半年來，外界對於本校的舉動，難免有隔膜的地方。現在僅此表白這一點，想來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這封白話寫就的信，已經把一師風潮的意義和價值闡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當然也說得很中肯，也指出了一些缺陷和毛病，這可以看出劉大白的為人和為文。
關於這兩封信，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說，這是曹聚仁說出來的。當時浙江教育界的大佬是夏敬觀，也是個頗有名望的詩人，學潮起來時，他大約說過劉大白等四大金剛不學無術的話，因為他自己的肚裏是有點墨水的，否則也當不了這個教育廳長，隻不過經校長們趨新，而他偏向保守。但當知道那一封白話文的信是劉大白代筆時，就表示過這個劉大白是可以繼續留下來教書的，這等於說是看到了劉大白的功底和實力。而其實四大金剛及其他傾向於新潮的老師，個個都是蠻厲害的，即使後來奔向革命陣營的那幾個學生，早年也都是讀之乎者也出來的，誰肚裏沒有一點墨水呢？
而同一內容有兩個版本，這等於一部電影剪了兩個版，拿到國外參加電影節的是個“未經刪節版”，而國內送審的是個“潔本”。這在今天是很犯忌的事情。
道不同，不相為謀，劉大白自然也是掛職而去了。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夏敬觀和劉大白，雖然古詩功力都相當了得，但因為不是一個圈子裏的人，所以也不曾交集，即使交集，以大白後來跟紹興的任瘦紅的關係為例，說明老友如果話不投機那也是會淡薄起來的，因為大白是個很新潮的人，他成為一個白話詩人就是明證。
而之所以由劉大白來起草留經宣言，那是因為一師的話語權仍在學生自治會和新潮人士手裏，所以事過之後還有人編《浙潮第一聲》，還有人請劉大白給這本紀念專輯寫序，這一方麵可見劉大白當時在師生中的影響，另一方麵也看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中是介入頗深的一個。他給《浙潮第一聲》寫序的時間為1920年的6月29日，我們今天讀此文，仍可感覺到一種激情和理性洋溢在字裏行間。
劉大白在開頭如此寫道---在無窮的不絕似的瀑流似的時間當中，過去已經去，未來還沒來，所以人類對於過去，保有記憶；對於未來，隻有想像。過去的陳跡，往往可作未來的教訓物鞭策。所以記憶過去，不能說和想像未來沒有關係。不然，像這占過去的時間很短的《浙潮第一聲》，怎值得編印呢！
劉大白的結尾是這樣的---不絕的進化，是人類無限的前途。所以過去的事情，總是不滿足的。人類正因為對於過去有不滿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這一次一師底事件，結果雖然不能說是失敗，但決不能認為滿足。所以無論是一師同學，或非一師同學，都應該對於這件過去的事情，有不滿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浙江文化運動底前途，人類底前途，才有不紀的進化趨向哪！這才是我想像未來的又一種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聲》，不但是記憶過去，而且想象未來。未來的浙潮，第一聲以後的第二聲，第三聲，……第……聲，怎樣？
（《浙江一師風潮》浙江大學出版社）
愛之深便責之切。劉大白離開浙一師之後，沒有像經先生和夏丏尊那樣再去白馬湖辦學，他還是留在了杭州。
1921年之後，劉大白基本的生活軌跡也就在滬杭和杭（州）蕭（山）之間，這期間對他產生影響，或者說助他事業發展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同鄉邵力子，另一個就是蕭山人沈玄廬。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關係幫過浙江的不少文化人，這個幫就是謀職謀發展，這方麵的例子很多，這其中就包括劉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玄廬這個人，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他也是一個跨界之人，在一師風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經先生和學生運動這一麵的，他先是給杭州警察廳長夏超去信詰責，且此信是刊於《申報》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簡意硬---聞君以武裝警逼令一師學生離校，君果甘作摧殘吾浙文化之虎倀乎，何麵目食吾浙祿，若非事實，盼複。
何麵目食吾浙祿？這就是一個文化人對一個警長的責問，也是一個當過省議長的官員對警長的責問。現在也有此種責問的，不過大多是對已經下台失權之官員的責問。何麵目食吾浙祿？就是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你當官的實際是在吃人民的奉祿，很可惜今天反倒沒有這樣的說法了，大家都以為當官僅僅是在服務大眾與社會。是的，你公務員是可以加薪且旱澇保收，但是你必須認識一點，你所吃所用所花費，皆是人民的稅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評論》上，沈玄廬又著長文《學生與文化運動》，一開頭就是---浙江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受著打擊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撐著他枯朽的鐵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新文化倡導者的校長經亨頤。為什麼會去經亨頤？因為浙江教育廳長夏敬觀的查複。為什麼夏敬觀會有這一種查複公文？因為浙江省長齊耀珊有查辦第一師範的命令。為什麼第一師範要查辦？因為第一師範和傍（旁）的學校學生出了一種《浙江新潮》周刊。為什麼《浙江新潮》要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為什麼會有《非孝》的文章？因為這一種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表現。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就不能不找著一個先導者的第一師範給他一個打擊。去經亨頤的校長，就是表示他們打擊新文化第一聲的權威。
寫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結尾更是高屋建瓴---我們青年學生不為那（哪）一個人負的責，為新文化負的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生命，我們為生命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將來，我們為將來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前途的光明，我們為光明負責任。新文化的敵人，已經對於我們青年的生命，將來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戰了！我們要試驗我們生命的力量，正是這個機會。
再看邵力子先生當年寫的“時評”，刊於上海1919年12月5日經第7版的《民國日報》，題目是《看“浙師”學生的團結力》，完全是鼓動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風潮，聽人有人要借此破壞浙江師範學校。
我因此卻想著這是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視的一個縮影。
仇視的結果，北大絲毫沒有動搖，北大學生的團結力，全國人民沒有不佩服的。浙江師範的前途如何？要看他們學生的團結力怎樣！壓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
包括戴季陶在內的，都寫了文章支持和評論浙江一師的行為。而這些人也正是劉大白當時及後來交往的一批朋友，後來為解決一師風潮出了大力的，便是蔣夢麟，這個將另文敘之。從劉大白身邊的朋友來看，一師風潮前後，便已形成了一個文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既是工作夥伴，又是事業搭檔---編報刊和教書，在於他們就不僅僅是職業和飯碗，還是理想和追求，因為那是一個可以為理想而探尋的時代，是一個西風東漸的時代，更是一個可以改朝換代的時代。雖然後來有的人因為黨派不同，政見不同，有分道揚鑣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卻都是書生意氣，激揚文字---這也正是在今天仍能感動我們的原因之一。
一師風潮之後的劉大白，住進了浙江病院，這是當時杭州最好的醫院了。劉大白一直咯血且不斷根，而且飯碗也敲掉了，於是想要好好地治一治了。這個時候他雖然也在幾所學校兼過課，但隻是對課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和盡忠了，正如一個醫生，隻對“病”負責，而不是對一個病人負責。一師風潮，已經讓人傷透了心。經先生走了，改革派走了，劉大白便開始了一段職業詩人的生涯，病且賦閑，正是作詩的好時光啊。
後來劉大白又先後在多個學校任職，包括在複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他對學生和青年的感情，並不因為職位和學校的變化而有所變化。這可有一段話為證，此話是他在離開複旦大學將赴浙江工作時，他對歡送的複旦學生有過一番講話，其中可以看出他的熱誠的態度和對學生的觀點，梳理一下大約有三點。
第一是鼓勵學生走向基層，他說---“明年你們都可以畢業了。可能大家都喜歡留在大城市工作。我希望你們到中小城市去，為改革內地的文化教育和發展新聞事業而努力！否則，大家都留戀都市，中小城市或許要缺乏朝氣了。”
第二是鼓勵學生多參加社會活動，他說---“希望你們多去參加社會活動。既幫助群眾，又鍛煉自己，每逢該到的會，不論大會、小會，都要出席，踴躍發言；切勿怕言多必失。隻聽不講，怎會進步？如果大家都守口如瓶，那麼，主持會議的‘唱獨角戲’還成其會嗎？”
第三是要學生服務社會和和改造社會，他說---“你們離開學校之後，去為社會服務，還該努力自學，進修不息。要緊跟時代的車輪奮勇前進。以革命的氣概去改造社會，才不至於被社會改造。”
……
今天來看這些話，概括起來看都是聯係實際、走向社會的觀點，這從他和宣中華等學生去蕭山衙前幫助沈玄廬辦農村小學從事社會工作是相一致的。不過就劉大白後來的性情來說，他可能更多地還是喜歡學術和校園，這跟他學有專攻是分不開的。而浙江一師短短一個學期的“金剛”經曆，對其後來的教育行政生涯也是有關係的，因為他後來作為教育行政官員參加全國教育會議，就提交過相關議案，這議案便是在小學課本裏禁用文言文，後來便是以教育部的名義給通過了，這對矢誌跟鬼話文（文言文）作鬥爭的劉大白來說，無疑是一個大勝利。而浙江一師一役的小失利，隻能看作是暫時的戰略轉移罷了。
後來我在浙江檔案館查得《校友會十日刊》數期，上麵有師生的文章，包括劉大白的詩文作品等，有的還是第一次見到。其中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即不少師生雖然離開了浙江一師，但他們仍是校友會成員，有的還是校委會委員，仍在發揮作用的。比如《十日刊》曾刊登一則校友會的選舉新聞，大約三百多人參加的一個會議，分別選出校內和校外兩組委員。且把當選人的票數都公布了出來，校外的委員會中（因為他們已經離開學校），有陳望道67票，經亨頤60票，其中劉大白（那上麵寫作“劉靖裔”得票是45票；而在校內委員中，最高票是徐麟書91票，其次就是宣鍾華（宣中華）65票。
民主之風可見一斑。
更為重要的是，由浙江一師形成的一個圈子，無論校內校外，也無論在上海還是杭州，包括一度在上虞的春暉中學，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等劉大白再度來到杭州從事教育行政長官時，他在杭州的朋友便已經不多了，這從後來的《白屋書信》便可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