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個“哼個老倌”！劉大白之於浙江一師，或者說四大金剛之於浙江一師，印象中都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個打了包的概念，即他們都是提倡白話文的，或者說被教育廳的夏敬觀廳長說來都是不學無術的。隻有夏丏尊，後人對其印象頗深，因為他有豐子愷這個好學生，所以關於夏老師的文章特別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後來去了白馬湖，跟朱自清和葉聖陶等（跟葉還成了親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經不能體會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鬥爭了，不過我們隻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當國家語委公布要調整個別漢字的字形，馬上引來一片爭議，由此可見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蔭道”用得好好的，非要改成“林陰道”，雖然《陰道獨白》也成了一部話劇名，但那畢竟是小眾之事，至於你是讀成“林陰---道”，還是習慣於“林---陰道”，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而在1919年的劉大白陳望道和夏丏尊們，則是奉經亨頤先生的“改授國語”的措施，經先生的理由是---“國文應當教育所支配，不應當國文支配教育”，“經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學生，實在是錯了人生”……
經先生當時最厲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決定在國文課上改文言為白話，且廢止了讀經課。從現在我能搜到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十日刊》來看，劉大白他們的這四大金剛，先是做了教材的革命，老教材不能用了，新教材又沒有，沒有怎麼辦，自己編。編了些什麼呢，至少有這麼幾本，一是陳望道一人完成的《新式標點用法》，二是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和李次九合編的《國語法》，三是劉大白和陳望道合編的《注音字母教授法》。由此看來，這四大金剛完全是有備而來的，他們是的確是白話革命的急先鋒，但這個急先鋒不隻是拿著大刀亂舞亂砍一通，而是要有實實在在的東西拿出來的。據說陳望道在日本留學期間對注音這一塊就非常有興趣，同時他也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過一些觀點頗新的文章。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像陳望道這樣的，是先對新式的國文教學包括標點注音等有了興趣，然後才對《共產黨宣言》有興趣的，當然他後來又回到了他語言學家的身份中。對於經校長和四大金剛們的這種改革，官方的反應是什麼呢？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就以“近來鼓吹無政府主義之書報多用白話體裁”為由，去電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話文。而浙江省的省長齊耀珊也是致電教育部“請禁白話文”，齊省長同時還派去了秘書到浙一師任教國文，即用摻沙子的方式欲改組教師隊伍，可見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隻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剛還隻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還有一批經先生的擁躉者，雖然也可以肯定對經先生腹誹的老師也不會少的。然而我以為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時我們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來管你這個浙江省的“文白之爭”；而我們的教育部呢，從後來平息風潮等做法來看，也是開明得很。這個不像今天的網絡管製，我搞一個程序，你的什麼東西就被屏蔽掉了。
關鍵是，那是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屏蔽的時代。
所以去叩訪皮市巷三號白屋的不僅有本文開頭的經先生，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那個時候通訊還不發達，上門造訪似乎是人際交往關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別是在同一個城市裏，這些人基本住在杭州的上城區一帶（一度曾被稱為中城區，即在杭州城的最中間的一塊），離城站和西湖也比較近。所以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皮市巷三號的白屋可以說是各路人士的一個聚會場所，在這裏辦張報紙、誕生幾個組織也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也有經先生的日記可為佐征吧。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為一個四星級的酒店倒也頗為相似，至少在人員流通這一點上是相似的。
劉大白的激烈個性還體現在那一場因留經而引發的一師風潮中，當聽說警察包圍了學校之後，劉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師，比如薑丹書、王賡三等就去想辦法衝進校園去。進不去怎麼辦呢，傳聞劉大白買了不少的肉饅頭然後用長衫包好扔進牆去---這在當時大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了，這也隻有劉大白才做得出來。當然風潮之後，劉大白和陳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師一概掛職而去，這既是失望也是對策，否則這個風潮就很難再平息下去了，因為經先生和四大金剛便是出頭鳥，他們不走是不行的。當局的撒手鐧是要解散浙一師了，因為浙一師是官辦的學校。那些當官的很理所當然地在想，我們拿出錢來辦學校聘老師，你們卻要造反，那要你們這批逆子和亂黨幹什麼呢？
後來劉大白們隻好以自己的辭職而息事寧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中策，因為當時沒有上策。而對於恩師們的辭職，浙一師的學生，內心實在是最為悲苦的，他們寫了挽留老師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全體同學以愛戴先生的緣故，曾經派9次代表邀請先生到校任職，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決決絕絕地回複我們。我們以為最親愛的光明指導者為了環境底關係不複聚存一堂，心裏覺得非常愁悶，不過先生底苦衷我們也很明白，這樣荊刺橫生的道路也不勉強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趨（驅），我們對於先生的愛慕不斷，並且加強，總希望先生時時指導我們，扶助我們。先生，這個黑森森的樹林雖有一條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獸也有，我們走到半路的時候遭了這種危險，先生雖是在空曠站著，聽了我們底呼救聲，想起來總肯援助我們。比來寒暑無常，諸惟努力自愛。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全體學生上
（原載北京《晨報》1920年5月20日6版）
這挽留信寫得極為感動，也極為煽情。在一片挽留聲中，劉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這些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而從披露的資料來看，劉大白甚至還執筆替全校教師寫過一封挽留經校長的宣言，此信原載於1920年6月號的《浙潮第一聲》。有意思的是，劉大白當時分別用文言和白話寫了兩個版本，文言版是給省領導看的，白話版是交給媒體發表用的。
先看文言版《全體教職員請願書》---
呈為懇請收回調離本校校長成命俯準仍予複任事：竊本校校長經亨頤，日前突奉鈞令，調任省視學。雖在鈞廳，知人善任；於彼於此，初無容心。而在職教員等則一位跡似量移，實奪本校革新之領袖。窮其影響，足挫吾浙文化之萌芽。此舉所關，殊非淺鮮！業經公推代表齋（齊?）函趨叩崇階，麵達挽留公意在案。方謂權衡輕重，燭照纖微；定能俯察群情，立如所請。不意複頒箋牘，未采芻蕘。殆緣簡短之陳辭，難荷虛明之洞鑒。用敢不辭煩瀆，以職教員等所未解者三，以為不可者二，謹為鈞廳一二陳之：
查經校長自就職本校以來，始執教鞭，繼綜校務，育才敷教，十有餘年；成績昭然，在人耳目。即近者洞明時勢，順應潮流；更本素日改進之夙懷，以作全省革新之先導。其熱忱教育，望重資深，誠有如明諭所褒者。奈嘉許之牘方臨，調離之令即下；一似熱忱教育，望重資深，反不足以勝校長之任也者，此職教員所未解者一也。揆鈞廳之意，豈不曰一校之關係綦微，全省之發抒較廣；正宜予之大任，展厥長才。究之經校長以為汶上之辭，鈞廳難勸隆中之駕；而本校革新之事業，則以因此而阻礙其進行。是全省之遠效未受，一校之近圖已壞，更調非計，無待著偏矣。況革新非僅空言，改進猶資實驗。經校長正新猷之始展，方小試而未成，現無以供諮訪之需求複無以立視察之標準；在鈞廳果欲受其經驗宏深之助，固宜予以從容展布之機。就令相須甚殷，迫不及待；則本校近在省會，正不妨以校長而兼備垂詢，俾將憑實地實驗之曆程，作隨時獻替之資料；兩全之策，無過於斯！而鈞廳計不出此；此職教員等所未解者二也。或者謂本校自試行改革以後，以時機之未熟，致物議之紛滋；現勞省長之飭查；並辱鈞廳之察核；必有鑒之可指，遂以調而寓征。夫熟知法無純利而絕弊；事必有是而非；每值新製之創行，尤必及時而改善。茲者本校所已行：如職員之專任；如學生之自治；如國語之改授；所將行而未行；如學科製之改編；本莫不取試辦之之態度，非無斟酌商量之餘地者。故半載以來，苟遇上列諸端，或窒礙而難通；或疵瑕之偶見；經校長固恒與職教員等共同研究，期泯毫發之憾，時謀補救之方。是在本校原有與時俱進之圖，在長官寧有不教而誅之理；凡茲揣測，固屬傳訛。況謂削其實權，即以視之厚罰；揆諸政體，尤不其然。第當流言方盛之時，竟有明令調離之事；即此會逢其適，遂若語匪無稽。而鈞廳甘以君子之心，誤啟小人之度；此職教員等所未能者解也。
況本校革新之計劃正在草創之時；經校長改製之措施，不過發軔之始；效尤莫睹；誌亦未完；苟中道而不終，將後圖之無望；念百凡之待舉，以一調而遂停；在職教員等固將靡所適從，在學生等尤大違其願望；勢必有如失舵之舟，無綱之網，危險莫測，收拾為難者；此職教員等為維持本校改革之精神計，而以為不可者一。抑本校改革伊始，詬病紛叢，雖明珠薏苡之分，難逃鈞察；而冥海榆枋之笑，亦屬恒情。乃當此群疑眾謗之秋，而有離校調廳之舉；明達之輩，固知暫予以息肩；庸俗之圖，終為似褒而實貶；將見指為首禍，因而心寒；遂繼起之無人，致進行之被阻；此職教員等為發展吾浙江文化運動計，而以為不可者二。
要之改革精神，與夫文化運動，均為鈞廳所深予讚同。職教員等本此旨以為要求，固未當有背鈞廳促進教育之意。為此再臚齊心願之詞，藉免含意未伸之答。必憤始願而後已，敢需後命之即頒。謹呈……
90多年後的今天，雖然整個文言的氛圍和氣場早就不在了，但重讀此文，還是感到一種振奮和通暢。劉大白用文言體寫就這篇請願書，自然是為了投當局所好，同時也證明了自己並未像夏敬觀所說的隻會教“的、了、嗎、呢”，對古文卻“一知半解”。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新的之所以要從舊的陣營中衝將出來，隻因為這是一種潮流和趨勢，而並非劉大白們不善舊學。
再看白話版的《全體教職員挽留經校長宣言》---
同人等現在因為維持本校改革精神，鞏固吾浙文化基礎的緣故，一致挽留本校經校長。除具呈教育廳堅請收回調任成命外，特地把我們的理由，宣言如下：
本校自從成立以後，向來取與時俱進的方針。期間或興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經校長和職教員等，共同研究，隨時改進，總要把事情弄到推行無礙，才覺得大家安心。所以，本校十幾年來，可以說是時時有改革精神，時時過改革生活的。不過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沒有什麼影響罷了！到了去年秋季開學以前，經校長和職教員等，都覺得時代精神，大大地改變了；本校的組織上、教授上管理訓練上都應該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順應那世界的潮流。所以開學以後，就有職員專任、學生自治、改授國語，和改組學科製的幾種改革事業。除學科製，雖已編訂就緒，還沒有試辦外；其餘都已實行。那職員專任，不過組織上的變更，和外界還沒有什麼影響。說起學生自治和改授國語這兩件事情，卻因為在教授上管理訓練上的變更，在本省各校當中，又是創舉；外界不免受一點影響。所以和文化的進行，最有關係的，是這兩件事情；最惹外界注目的，也就是這兩件事情。其實，學生自治，在本省雖屬創舉，以全國而論，采取這種方法的，卻已不少。其中像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自治會成立的時候，教育當局，並且親臨言說；可見這件事情，是教育革新的趨勢，是管理訓練上改進底必由的途徑，大概外界也沒有根本反對的了。至於改授國語，不但理論上的證明，已無疑義；教育當局，，已經認為必需；本校是造就高等小學校國民學校教師的初級師範學校，尤其非改授國語不可。我們可以相信在這個時候，也決沒有根本反對的人。那麼，外界所以注目本校這兩件事情，是什麼緣故呢？據我們猜測起來，一定不是說這兩件事情底不該、是說我們做這兩件事情的方法，還有點不妥當。其實這話卻不消人家說，我們自己本來很明白的。大凡一種製度，一種方法，決沒有絕對沒有弊端的。況且這兩件事情，都在創始實驗的期內，當然有種種缺陷的地方。那如自治底事情，學生雖原有自治的本能，卻還沒有養成自治的習慣。所以像懷抱裏的孩子，初學行路的時候，免不了有跌跤的事情。這時候當保姆的，倘然不去扶護他，或者扶護得不周到，這就是保姆的罪狀了。我們當職教員的，就和保姆一樣，對於學生自治的過去，難免有扶護得不周到的地方，這是我們應該承認的一種缺陷。國語的教授，因為是創始的事情，最為難的，就是沒有現成的教材可用，但是方針既經決定了，在短期間內，沒有完美的法子，想得出來，所以就草草地由國文教授會議，暫定了一種國文教授法大綱，選輯了一百多篇的國文教材。雖是依綱分列，卻仍異說並存；叫學生用批評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當時以為近來的新出版物很多，裏邊的文字，主張是該顧雜的。與其聽學生自由閱看，免不了有盲從的地方；何如把它整理一番，依著問題，歸類起來，叫他們經過一番有係統的研究；不至於不明去取，有盲從的弊病。但是外界因為不明白其中的理由和方法，不免非難起來。恰巧本校學生＃發表了一篇沒有成熟的文字，在現社會製度的下麵，是很駭人聽聞的。於是乎外界就以為，就是國語教材偏重思想的結果了！其實大家沒有知道學生爭看新出版物的＃熱，新思想的灌輸，非常利害，要遮攔也是無從遮攔的，要禁止也是無從禁止呢！那麼，我們這國語教材，競一點沒有毛病嗎？仔細研究起來，這種方法和教材，卻實在很有缺！因為太偏重內容的思想的方麵，與形式的法則的方麵，太不顧到了。所以決不能算是完美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