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9日,從桂林的一家旅館門外走進兩個客人,身上都穿著既肮髒又肥大的藍布棉襖,男的左手提著個包袱,右手拎著一隻熱水瓶;女的一手挽著個包袱,另一手提著隻小藤籃。兩人在旅館的登記簿上寫的姓名是:“男,孫家祿;女,孫陳氏。
茶房看著這兩個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樂。他怎麼會知道:這兩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時,他倆的全部家當是:一條俄國毛毯,幾件替換的內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舊約全書》,一支自來水筆。經過三個月的難民生活,他們的錢袋裏,所剩已廖廖無幾。
“錢袋快掏空了,怎麼辦?”妻子問丈夫。
“我是手無縛雞之力,唯有重做馮婦,賣文為生。”茅盾無可奈何地說。
“這旅館住不起,你快找人幫忙租一間房吧。”妻子提出了當務之急。
過了一天,葉以群介紹茅盾和邵荃麟認識,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間廚房讓給了他們。葉以群說,他接到黨的指示,要去重慶,並告訴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負責人。
於是茅盾夫婦來到桂林市郊麗澤門外麗君路南一卷,搬進邵荃麟騰出的那間廚房。這間房很小,八九個平方米,隻能放一隻雙人床和一張桌子。
田漢、歐陽予倩、王魯彥、孟超、宋雲彬、艾蕪、司馬文森以及從香港脫險的夏衍、金仲華等朋友聞迅都來看望茅盾。夏衍問他今後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決填飽肚子的問題,所以打算寫點東西。”
茅盾發現桂林並不大,然而“文化市場”特別大。短短的一條桂西路,就有幾十家書店。
邵荃麟對他說,加入書業公會的書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雖然有一些是“皮包書店”。
“皮包書店,怎樣講?”茅盾不理解地問。
“這樣的書店大半是販賣文具起家,他們除了囤積販運紙張文具和上海出版的書籍,也做翻版盜版的生意,其中少數也出版了一些進步書籍,獲利比大書店還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許多出版商打聽到茅盾的住址,紛紛打上門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頭拮據,主動提出可以預支稿費,而且書在出版之前,某些章節還可以先在刊物上發表。這些條件使他動心了,可是他隻答應了可靠的書店,並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總是先為報刊趕寫短論和雜文。這次他卻一反往常,婉辭了各家報刊的約稿,先寫長篇。他是這樣考慮的:寫短論的雜文,是向敵人擲投槍,但目前的桂林不同於過去,更不同香港,國民黨的圖書檢查十分嚴厲,人身自由又無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陣,既不能使“投槍”通過圖書檢查老爺的關口,反倒授人以口實。還是先不要急於發表文章,看清局勢再寫不遲。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鍋,那就先寫長的吧。香港戰爭和東江脫險都是很好的題材,都可以寫成幾萬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無法執筆,隻能利用白天。房中隻有一張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飯,半張桌子放油鹽醬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進行創作。
5月1日,描寫香港淪陷前後市民生活和艱難遭遇的《劫後拾遺》脫稿了。這部中篇小說寫法別致,近乎特寫,紀實性很強,由桂林學藝出版社出自動,被稱為是有“文獻價值”的作品。
在抗戰前夕,茅盾就打算寫一部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後的長篇小說,因為抗戰爆發而作罷。如今他又開始醞釀、構思,決定寫一部新的長篇小說,表現“五四”運動前到大革命失敗後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
他設計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剝削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有革故鼎新的誌向,但是認不清方向。當革命浪濤襲來時,這些人投身風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們又陷於迷惘,或走向了個人複仇,或消極沉淪。
寫作進行得很順利。由於他在桂林是客人,許多社會活動可以不參加,能把時間和精力都集中於寫作。寫作的條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稱之為“兩部鼓吹”的特殊環境中爬格子。
什麼是“兩部鼓吹”?茅盾曾作過這樣的說明:“我的小房外邊就是頗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時候,天井裏非常熱鬧。樓上經常是兩三位太太,有時亦夾著個把先生,倚欄而縱談賭經,樓下則是三四位女傭在洗衣弄菜的同時,勻換著各家的新聞,雜以詬誶,樓上樓下,交相應和;因為樓上的是站著發議論,而樓下的是坐著罵山門,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戲稱之為‘兩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裏沒有電燈,點了一盞桐油燈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黃如豆的燈光下縫補衣裳,他唯有臥床閉目構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個鍾點,對他來說是太寶貴了。
然而,“兩部鼓吹”卻常幹擾他的運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寫著,“兩部鼓吹”又開場了,嘻笑謾罵,撕打哭鬧,擾得他實在忍無可忍,便把筆一扔,衝到天井裏,對“立部伎”中的宋雲彬大聲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將、講賭經,我可是要靠做文章吃飯的!你要講,好不好回到房……房裏去……去講!”
看他氣得說話有點結結巴巴,宋雲彬知道茅盾是真的發火了,連忙說:“好,好,不講了,不講了!”
“坐部伎”的幾個女傭也嚇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聲罵街。
孔德沚低聲對丈夫說:“你平時忍著性子不聲響,一發火,倒蠻靈光哩!”
這以後有六七天,“兩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誌地寫一百多項原稿紙。
不久,就完成了這部後來題為《霜葉紅似二月花》的長篇小說。
8月的一天,他從外麵回來,妻子問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麼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創辦一個大型文學期刊,叫《文學創作》。要柳亞子、田漢和我幫忙,給他寫文章,還派定我每期至少寫一篇小說。”
“你答應他了?”
“答應了。他有那麼大的勁頭,應該支持他。”
茅盾認為,支持熊佛西創辦大型文學期刊,要比自己上陣更為有利,也更有效。而且,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腳跟。於是,他改變原來的打算,提筆再寫短篇小說。
可是,現實性很強的題村無法寫,於是他想了個主意:選擇聖經中的一則故事來寫,用它來隱射現實。凶就寫了《耶穌之死》。寫到叛徒猶大出賣了耶穌,要來捉拿耶穌時,耶穌說:“你們帶著刀捧出來捉拿我,如同拿強盜嗎?我天天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不下手拿我,倒這樣鬼鬼祟祟來幹?現在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這“黑暗掌權了!”影射的便是國民黨反動派掌了權。茅盾正是要借喻聖經中耶穌與法利賽人的鬥爭,詛咒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熊佛西讀了這篇《耶穌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創作意圖,擔心通不過國民黨圖書期刊檢查官的審查。豈料它竟順利逃過了“關卡”。
在熊佛西的慫恿下,茅盾又用聖經中的另一個故事寫了《參孫和複仇》,預言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沒落。
對這兩篇借用聖經故事改寫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歡。他後來說:
“因為隻有用這樣的借喻,方能逃過國民黨那時的文字檢查。蔣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萬萬想不到人家會用《聖經》來罵蔣的。”
茅盾在桂林寫的另一個短篇小說是《列那和吉地》。他在這期間還寫了大量的創作藝術技巧短論、書評及雜文。九個月“筆耕”的收獲竟有五十多萬字,真是驚人!
茅盾從香港來到桂林不久,聽說重慶的國民黨政府給廣西當局下了一道電令:中央對由港歸來文化人將有所借重,廣西不得為他們安排工作。他冷笑道:“這一手分明是想扼斷我們的生機,逼我們就範!但蛇對我不起作用,我是靠賣文為生的,並不需要別人安排什麼工作。說什麼‘將有所借重’,我倒要看看它是什麼貨色!”
不久,這所謂的“將有所借重”便真相大白。1942年5月初,公開身份是文化服務社社長、實際是CC係文化特務的劉百閔由重慶抵達桂林。一天,他邀茅盾到樂群社共進午餐,客氣地說:“沈先生此次從香港脫險,回國效力,忠誠可嘉。我代表中央向您表示慰問。
請允許我敬您一杯!”
茅盾雖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但也以實相告:“我素來不會飲酒,請原諒。”
劉百閔又客氣一番,便自斟自飲地轉入正題:“近兩年來,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委員散居各地,使得重慶總部的工作難以開展,所以,蔣委員長特意要我來請沈先生以及其他原來在重慶的委員回去。至於工作問題、生活安排,這些都好說。”
茅盾心想,蔣介石此時向我發出邀請,不知要幹什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想把我置於中統和軍統的嚴密監視之下。於是對劉百閔說:“我剛到桂林,需要歇一口氣,會會老朋友,手頭又正寫一部小說,不好打斷,去重慶的事以後再說吧。”
談話之後,他了解到劉百閔在代表蔣介石“邀請”他的前後,還找了張友漁、沈誌遠、千家駒、金仲華、梁漱溟等人。但大家都在觀望,沒有一個人願意冒風險。
劉百閔遊說沒有結果,不敢回重慶,每隔一段時間就上知名的文化人家裏繼續遊說。茅盾自然是他經常“光顧”的對象。
7月間,劉百閔還托剛到桂林的葉聖陶來勸茅盾。他推托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無法離開。
10月底,茅盾完成了《霜葉紅似二月花》第一部,以及《耶穌之死》等幾個短篇小說。
經過反複權衡利弊,他下了決心:離開桂林去重慶。為什麼呢?
對於蔣介石,他雖然隻見過幾次麵,卻深知其人。1925年初,他由上海去廣州出席國民黨“二大”。大會期間,蔣介石在黃埔軍官學校招待全體代表,並當場演說。茅盾實在不很懂這位“大同鄉”的寧波官話,但卻聽懂並且記得他曾厲聲怒色地說:“我不但有子彈打我的敵人,也有子彈打我的不敢衝鋒的學生!”
“四·一二”政變發生,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激起了茅盾極大的義憤。
他以總主筆的身份在《漢口民國日報》撰寫社論,揭露和抨擊蔣介石的反革命嘴臉及本質,怒斥蔣介石是“一個具體而微的袁世凱第二”,是“帝國主義、新舊軍閥、大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他轉入地下之前寫的最後一篇社論就是《討蔣與團結革命勢力》。蔣介石因此對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緝茅盾。
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二年,蔣介石舉辦廬山談話會,邀請全國各黨派暨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國是”。茅盾也接到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處的請柬,邀他參加第三期廬山座談會。
當時,他曾對轉送此信的鄭振鐸說:“發這封信的人大概忘記了十年前他們對我的通緝令還沒有撤消呢!我看應該去封信問問清楚,免得上了廬山他們卻拿出了那個通緝令。”
“不要開玩笑了,你打算去不去呢?”鄭振鐸問。
茅盾表示要想一想。
鄭振鐸勸他去:“你可以聽聽老蔣說些什麼,這比報紙上的新聞可靠。”
“好吧,那就去聽聽他談些什麼。”茅盾答道。
然而,過了二十多天,鄭振鐸卻轉給他一份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處廬山辦事處的電報:“鑒三期談話會因時局關係暫緩舉行特此奉聞。”
“蔣介石是何許人,我沈某清楚得很!”茅盾想。近幾個月來,為什麼劉百閔三番五次上門轉達蔣介石的“邀請”呢?他幾次和妻子商量。
從政治環境講,桂林比重慶較為開放,國民黨特務組織考慮到廣西派的實力,還不敢在桂林橫行。但是桂林畢竟不是香港,它和重慶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再從蔣介石再三派劉百閔到桂林請我去重慶這件事分析,”茅盾說,“老蔣是想把我控製起來,置於特務組織的監視之下,目前尚無意向我揮動屠刀。重慶又是陪都,駐有各國外交使節和新聞機構,蔣介石礙於國際輿論,也不會輕率地對我這位被‘請’去的‘無黨派人士’下毒手”。
孔德沚覺得他講的在理,便說:“我想老蔣也不大敢。”
“到了重慶,我可以憑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的身份進行活動,中共辦事處和恩來同誌又近在咫尺,還有郭沫若、老舍、陽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裏堅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們。隻要注意鬥爭策略,特務的監視並不能妨礙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們倒可以采取秘密綁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監牢,甚至‘就地處置’,然後對外謊稱我不聽‘蔣委員長的勸告’以致中央無法保護而遭此厄運。”
他妻子“唉”了一聲說:“隻不過到了重慶,我們將會喪失行動自由,不可能再像上回那樣化裝潛逃了。在桂林,我們還能想法轉移到敵後根據地。再說,到了重慶,再去延安更難了。老蔣知道我們把孩子留在延安,怎會讓我們再去延安嗬!”
自從來到桂林,困居鬥室之中,夫妻倆常思念留在延安的兩個孩子。茅盾對妻子說:“德止,幾十年的經曆使我明白,我個個人的幸福已牢牢地和民族的命運捆在一起了,隻有爭得了民族的自由與解放,我們闔家才有團圓的可能。”
他們最終還是決定去重慶。
葉以群又來信催茅盾去重慶主編《文藝陣地》,這正好給了他一個借口。於是當劉百閔再來遊說時,茅盾便通知他:“我的長篇小說已告一段落,朋友來信要我編雜誌,我準備不日起程去重慶。”
劉百閔一聽,喜出望外,連忙討好地問:“那您有什麼困難?盤纏夠不夠?如果有困難,政府可以給您解決。”
“一切我都能自理,不用政府為我操心。”茅盾冷冷地說。
其實,他們除了一日三餐買米的錢,身上並無餘款。幸虧接受出版《霜葉紅似二月花》的華華書店老板孫懷琮拿出三四千元預付了這部長篇小說的稿費,幫了茅盾的大忙。
柳亞子和田漢夫婦聽說茅盾夫婦要離開桂林,便請他們夫婦來到月牙山素醫館,品嚐被譽為桂林三寶之一的煮豆腐,替他們餞行。
柳老詩興大發,即興賦詩一首贈給茅盾:
遠道馳驅入蜀京,
月牙山下送君行。
離情別緒渾難說
惜少當延醉巨觥。
田漢對茅盾說:“我的大孩子海男也要去重慶,他願意和你們一起走,一路上也可以保護你們。”
“那好呀!海男是正規軍人,有他帶著槍陪伴我們,就不有找保鏢啦!”茅盾欣喜地說。
12月3日,他們夫婦和田海男乘上了開往柳州的汽車。預定的路線是:桂林──柳州──金城江──貴陽──重慶。
來到柳州,茅盾夫婦住進一家旅館之後,妻子上街去買東西,茅盾靠在床頭歇息,忽然有人敲門。他走去開了門。來人是一個獐頭鼠目的青年。
“沈先生,我在桂林拜訪過您,您不記得了?”
聽茅盾說不記得他,又自稱:“我去過蘇聯,懂俄語……”
“請問你有什麼事?”茅盾打斷他的話問。
“我也住在這旅館裏,是要同你一路去重慶的。”
茅盾心中一驚,他是什麼人?
“我來給您看兩樣東西。”那人從懷裏掏出兩張紙。
茅盾接過一看,一張上麵寫著:“查沈雁冰(茅盾──)鄒韜奮係異黨分子,有不軌行為,著各地分處、分局留心稽查該二人行徑上報。”另一張上麵寫著同樣的內容,隻是名字為“沈雁冰(茅盾)、陳培生”。兩張紙上都蓋有國民黨中統局的大印。
這兩份東西看樣子是真的,茅盾心中思忖道,他們大概是在對我進行神經攻勢。隻是為什麼把陳培生和我連在一起?他遠在新疆嘛。
茅盾笑了一笑,將兩張紙還給來人。
那人看他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就嚴肅地說:“沈先生,您不要以為這是開玩笑,這是真的,我吃的就是這碗飯。因為我向來敬佩先生,所以來向您透個風。明天火車上就有一個人和您同行,這人是我的上司,我們奉命陪送您到重慶。”
哦,這家夥原來是中統局的特務,不知他的上司是怎樣一個人?
等妻子和田海男回來,他便告訴了二人。田海男說:“怪不得我在旅館飯廳裏看見了那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