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送這樣重的禮！”茅盾把紅紙包打開一看，卻是三個圖章，一個是鄭母的，另兩個是新郎鄭振鐸和新娘高君箴的。新郎新娘兩章合成一對，刻邊款“長樂”二字，既表示祝福，又寓鄭、高二元，恰好是五十元。忙對鄭振鐸說：“秋白開這個玩笑，真出人意外，妙，妙！”兩個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茅盾感到瞿秋白的篆刻比自己高明得多，就把自己刻的圖章收了起來。
早在1927年春，在武漢擔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的茅盾，常去向瞿秋白請示工作。
此時，他耳邊又響起瞿秋白的聲音：“民國日報過去辦得不錯，旗幟鮮明，就照這樣繼續辦下去。當時，報紙要著重在這樣三個方麵……”秋白是多麼好的上級和同誌！
在文學事業上，秋白則是茅盾的一位諍友和知音。1932年5月，光華局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說《路》。他的《後記》中說：“因為《教育雜誌》的主持人希望小說的內容和教育有點關係，所以我就寫了學生生活。本來寫的還是中學生，後來有位朋友以為應當是大學生，我尊重他的意見，就略加改動，使由‘中’而‘大’。”這裏說的“有位朋友”就是瞿秋白。《路》出版後，瞿秋白看了全書，又提出書中有些戀愛的描寫可以刪去。
後來此書再版時，茅盾就刪去了三四頁。
在茅盾的《三人行》發表以後，瞿秋白寫了《談談〈三人行〉》一文。他肯定茅盾寫這個中篇小說的立場和創作意圖，但又指出：“僅僅有革命的政治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看這種立場在藝術上的表現是怎樣？”“《三人行》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作者脫離了現實生活，是斷斷續續的湊合起來的。”他還當麵向茅盾指出：“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而你這《三人行》是無我師焉。”瞿秋白這一批評，言詞尖銳，茅盾卻由衷地接受了，他說：“徒有革命的立場而缺乏鬥爭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這一個道理，在《三人行》的失敗的教訓中，我算是初步的體會到了。”
更使茅盾難忘的是在他寫作《子夜》時，瞿秋白對他提出了一條又一條寶貴的意見。他曾帶了《子夜》前四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綱，和妻子一起來到瞿秋白家。從下午一時到六時，瞿秋白邊看茅盾的原稿，邊談他對這幾章及整個大綱的意見。他們談得最多的是寫農民暴動的那一章。瞿秋白說：“雁冰，你寫農民暴動，怎麼沒有提土地革命呢？寫工人運動，就大綱看，第三次罷工由趙伯韜挑動起來，也不合理，這樣寫把工人階級的覺悟降低了。”
茅盾很感興趣地聽他介紹紅軍和各個蘇區的發展形勢，黨的各項政策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當聽到瞿秋白建議他以此為根據來修改農民暴動的一章，寫成後麵的有關農民及工人罷工的章節時，他頻頻點頭。
天黑了，兩人還在交談著。這時，王一知來訪，楊之華請大家一起吃晚飯。秋白對茅盾說：“吃達晚飯，我們再談吧。”
不料剛放下筷子，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這是黨的機關被破壞，瞿秋白夫婦必須立即轉移的暗語。可是匆促間轉移到何處呢？
“你們暫時搬到欠家去住幾天瑞說。”茅盾向瞿秋白提議。
“那要給你們添麻煩了。”瞿秋白說。
“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止說。
瞿秋白夫婦在茅盾家裏住了一個多星期，和茅盾天天談《子夜》。
“雁冰，你寫吳蓀甫坐‘福特’，這是普通轎車，象他那樣的大資本家，應當坐更高級的轎車，何不讓他坐‘雪鐵龍’呢？”秋白說。
“哦，好的，改為‘雪鐵龍’好。”秋白看稿子如此細心，茅盾真想不到。
瞿秋白還建議茅盾把吳蓀甫、趙伯韜兩在集團最後握手言歡的結尾，改寫成一敗一勝。
這樣更難反映工業資本家鬥不過金融買辦資本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沒有出路的。他又說，大資本家憤怒到絕望的時候，就要破壞什麼乃至獸性發作。
茅盾覺得這些建議都很重要，就照著作了修改。隻是關於農民暴動和紅軍活動，他沒有按照瞿秋白的意見繼續寫下去，因為他覺得，僅僅有這方麵的一些耳食來的材料，沒辦法寫好，與其寫成概念化的東西，還不如不寫。
《子夜》一出版，瞿秋白就用“樂雯”的筆名，在1933年3月12日《申報》的《自由談》上發表《子夜與國貨年》一文，認為“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
應用真正的社會科學，在文藝上表現中國的社會階級關係，這在《子夜》不能夠說是很大的成績。“他又在《讀子夜》中寫道：“在中國，從文學革命後，就沒有產生過表現社會的長篇小說，《子夜》可算是第一部；……”
茅盾和瞿秋白也有過爭論。在關於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中，瞿秋白化名宋陽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大眾文藝的問題》，茅盾在《文學月報》的約請下，用“止敬”的筆名寫了與瞿秋白探討的《問題中的大眾文藝》。不久，瞿秋白又寫了答辯文眾文藝，首先要解決語言問題。而茅盾認為“不能使大眾感動的就不是大眾文藝”，大眾文藝應以“技術為主，作為表現的媒介文字本身是末。”瞿秋白認為舊小說的白話是“死的語言”，而“五四”以來的白話就根本沒有活過，一種新的普通話正在產生，要在文藝大眾化的過程中進一步去完成。茅盾則尖銳地批評他貶低“五四”運動以來的新白話。彼此唇槍舌劍，你來我往。但學術問題上的分歧，並不影響他們在政治上患難與共，並肩戰鬥。
有一天，茅盾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署名是“犬耕”，不解其意，就問瞿秋白。瞿秋白說：自己搞政治，就好比使犬耕田，力不勝任。但是這並不是說他不能做共產黨員，他仍是共產黨員，信仰馬克思主義，堅定不移。他又說，他做個中央委員，也還可以，但要他擔任黨的總書記領導全黨，那就是使犬耕田了。聽了他這一番話，茅盾對瞿秋白肅然起敬。
1933年末，茅盾接待了即將前往中央蘇區工作的瞿秋白。那一晚，兩人懷著依依惜別的深情，談了很久。
秋白走後，茅盾和妻子常常念叨他，總以為他是隨著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西進了。哪裏想到他會被捕呢！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茅盾還輾轉反側，難以安睡。他對孔德止說：“明天，我再去和魯迅先生談談，一定要設法營救瞿秋白！”
這以後的幾天，茅盾經常去見魯迅，也去慰問了楊之華。他知道黨組織和魯迅都在千方百計想辦法。可是在魯迅打算籌資開的鋪子尚無頭緒時，國民黨《中央日報》就登出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賣了。在6月20日前後，傳來了瞿秋白高唱《國際歌》從容就義的噩耗，茅盾和孔德止都哭了。
瞿秋白犧牲後，茅盾去找楊之華、魯迅；商談出版瞿秋白遺作的事情。魯迅說：“人已經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傳下去，不能泯滅了。這也是我們活著的人對他的最好紀念。不過瞿秋白的遺作究竟怎樣編印，我還要再想一想，大概隻有我們自己來印。”
茅盾讚同魯迅的意見。又過了幾天，他和魯迅、鄭振鐸又詳細商量了籌款印刷秋白遺作的各項問題。他捐款一百元。經曆了許多困難之後，印刷精美的瞿秋白遺作《海上述林》，終於在1936年10月初出版了。出版單位署名為“諸夏懷霜社”，寓有紀念瞿秋白的意思。
在晚年，茅盾回憶起這件事時寫道：“最初議定編印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三個人，我僅僅是個‘促進派’，振鐸由於《譯文》停刊事引起了魯迅的誤會而主動避開了，隻有魯迅為了編印亡友的這兩卷遺作，耗費了大量的心血，而這一年正是他沉屙不起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