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逝者遺體的看法也因此改變。日本佛教徒、殯儀業者青木新門在回憶錄《納棺夫日記》中寫道：“早在1965年我剛開始清洗、裝殮遺體時，多數人都是死在家裏的，遺體看上去就像幹癟的軀殼，好似蛻變成蟬之前的繭。然而，伴隨經濟的進步，我們再也看不到像枯樹一樣的遺體了，遺體離開醫院時都是浮腫的，雙臂上盡是輸液留下的針孔，有的遺體上甚至還懸著導尿管和插管，簡直慘不忍睹。他們的死毫無自然之處，不像秋天幹枯的樹葉，應時從樹上飄落。也就是說，醫療設備使我們無暇思考死亡。”
那個春天，84歲的母親修理了地下室裏破了的窗戶，扔掉一些父親留下的沒寫完的書籍資料。她告訴別人說，不想給孩子們丟下一團糟。她的胸痛加劇了，呼吸越來越急促，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想去花園，把以前大掃除留下的邊邊角角清理出來，不整理幹淨，這地方就會顯得平常而無趣。那就決定了，幹，幹，幹！”
那年8月，母親心髒病發作。我的哥哥飛到她的床前，我卻在為追趕工期忙得焦頭爛額。第二天，我接到一個心髒病學家打來的電話，她剛接手我母親的病例，建議給母親安排心髒搭橋手術和瓣膜置換術——這正是母親5個月前堅決拒絕的。母親的身體每況愈下，一旦手術，她勢必將在重症監護室裏度過餘生。我很生氣，告訴心髒病科醫生說，母親已拒絕手術，因為她找到了更好的生存機會，我沒有任何理由阻止她。
那天，我接到了母親的電話，“我想讓你把我的縫紉機送給一個會縫紉的波爾尼亞女人。它是內爾尼納牌的，以後再也不會生產這種東西了，是全金屬的，沒有塑料配件。”
“我已經做好死的準備，”她繼續說，堅忍而含蓄，“好好珍惜布萊恩，”她指的是跟我相處多年的戀人，“我愛布萊恩，喜歡布萊恩為你所做的一切。”
母親已病入膏肓，她請臨終護士幫她剪掉銀色長發，把強心劑放在舌下，再噴上嗎啡，以減輕劇烈的心髒疼痛。她看著一隻飛蛾破繭而出的過程，對著它濕噠噠、皺巴巴的翅膀拍下了此生最後一張照片，並拿出日本硯台和毛筆，最後一次將一隻圓圈一揮而就，日本人稱之為禪圓，還在下麵寫上“用於我的追悼會”。
與她最後一次通話時，我正計劃飛回去。在那次傾訴中，我告訴她自己是多麼懷念她的茶藝儀式，多麼後悔沒有多學一些她做家事時的優雅。“但是凱蒂，”她用微弱的聲音說，“在其他事情上你做得挺好。我時間不多了。”
當晚她不停地嘔吐。在我哥哥的陪同下，她被救護車送入臨終安寧病房。剛被安置到床上，她就自己動手摘掉了鍛製銀耳環，對護士說：“我想去掉身上所有垃圾。”她赤條條而來，也將赤條條而去。次日清晨，母親安靜地離去了。
母親完成了自己的“善終”計劃，以自己希望的方式離開，而不是按照別人指定的方式死去。她的死痛苦、淩亂也不完美，但死亡原本就不是人力所能控製的。我之所以將母親的故事寫下來，是因為我們也許可以為這個生物技術時代創造一種新的“死亡藝術”，像母親一樣，直麵死亡，終得善終。
譯自美國《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