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善終計劃
生命之歌
作者：凱蒂·巴特勒
母親85歲前夕，在康涅狄格州一間安靜的病房裏去世。去世前一晚，母親躺在自己床上，神智清醒，有自主意識，避免了大多數人所恐懼、很多人最後所遭受的那些痛苦：無法言語、毫無意識地奄奄一息、在重症監護室裏“被插上機器”；或經曆電擊除顫、徒勞無功地接受心髒複蘇術的折磨；或在養老院癡呆地死去。母親平靜地去了，因為她願意快速死亡，而非遲遲不能安息。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的母親瓦萊麗·巴特勒很熱愛生活。19世紀中期，說法語的瑞士人和荷蘭加爾文主義開拓者駕著車在塵土飛揚的南非內陸跋涉，我母親是他們的後裔。她和我父親傑弗裏·巴特勒20多歲時離開非洲故土，渾身迸發著移民的活力，撫養著3個孩子（他們最終都搬到了加州），在美國建立起富裕的生活。父親成了大學教授，母親是一位業餘藝術家，為衛斯理大學教員的書籍拍攝封麵，還會在下午四點練習日本書法以及沏茶，風雨不誤。
母親40多歲患上乳腺癌，兩次乳房切除和化療之後，她帶上金黃色假發，編成經典法式麻花，像過去一樣，以漂亮女人的形象重新回到原來的世界。即便是在80歲的高齡，她仍每天徒步兩英裏，用那台瑞士縫紉機縫製精致的女衫，料理花園，甚至親手給露天平台刷油漆。
父親79歲那年患了嚴重的中風，喪失了獨立行動能力，77歲的母親照顧了父親整整6年，直到他去世。安裝心髒起搏器讓父親的心髒比大腦活得更有力，母親隻能看著他一年年陷入癡呆和痛苦之中。依靠藥物，父親的生命才得以維係，這讓母親意識到，醫療保健的潛規則是最大限度地延長病人生命和增加治療費用。她不想在自己身上看到這種結果。
這樣想的人不止她一個。2012年，加州愛心護理聯盟組織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70%的加州人希望死於家中。但在美國，隻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能夠如願以償。五分之二的人死在醫院，其中一半人死在重症監護室，在那裏，死亡往往是痛不欲生的。在一個標榜自由選擇的社會，這種名不副實可謂駭人聽聞。
有名無實的現象導致了極其巨大的經濟成本。在美國國家退休醫療保險製度（以下簡稱“聯邦醫保”）每年5500億美元的預算中，約有四分之一用於支付人生最後一年的醫學治療。將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在去世前一年動過手術，而在去世前一個月做過手術的人數占到近五分之一。在醫院去世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在重症監護室度過了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年，而在那裏，10天勞而無功的搶救費用就要高達32.3萬美元。聯邦醫保每年因過度治療而支出的費用約為1580～2260億美元。
我們忘記了祖輩深知的道理：如何做到“善終”？在《小人物》這部電影中，印第安酋長老洛奇上戰場時總會說：“今天是個赴死的好日子。”我母親就是懷著相同的心態度過了生命的最後6個月，單憑這一點，她就有資格像我們祖先所頌揚的那樣，成為善終的榜樣。
2009年春母親84歲時，她患有心髒瓣膜硬化和心髒瓣膜返流兩種嚴重疾病。一天，暴雨如注，我驅車將母親送往布裏格姆女子醫院，該院在為高齡患者置換心髒瓣膜方麵技術領先。醫生告訴她，如果手術成功，她能活到90歲，否則，兩年內死亡的機率達50%。母親仔細權衡了手術的真實情況，以及常常被低估的術後中風和癡呆的風險，然後說不做。
幾位心髒病專家都因母親的決定而深感不安，他們說除了心髒不好之外，母親身體健康、充滿活力，勸我讓母親重新考慮一下。我打電話給母親：“您拿定主意了嗎？醫生說，您可以活到90歲。”
她說：“我不想活到90歲。”
“我會想您的”，我哭道，“您不僅是我母親，還是我的朋友。”
那天，我沒再逼迫母親延長生命，哪怕頂著醫生的異樣眼光也堅定表示，母親的治療宜少不宜多。為人子女的中年一代都麵臨著進退兩難的抉擇，因為在眼下這個時代，先進的醫療技術讓人產生了一種幻覺，以為能夠完美地控製和延遲死亡。疫苗、抗生素、透析、心髒手術、心肺複蘇術、心髒除顫器、更安全的手術技巧、心髒起搏器……一整套挽救生命裝置的發明改變了醫學實踐，自然死亡幾乎已淡出人們的視線。垂死之人被從家裏轉移到醫院，在病床前，家人、醫生、護士，甚至連將逝者自身都轉換了角色，死亡從一種精神折磨變為技術束縛。通常，將逝者不會留下“臨終遺言”，因為他們的嘴被眾多管子塞住了，思想被維持生命餘光的藥物禁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