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後，即1962年2月，一位美國聯邦法院的執行官來到了“通用電氣劇場”拍攝現場。他遞給裏根一張傳票，要他提供他和他妻子的納稅記錄，並要他就擔任電影演員工會主席期間批準美國音樂公司的棄權聲明書一事向一個聯邦大陪審團作證。聯邦法院在調查美國音樂公司的壟斷權時，同時對裏根在批準總括棄權聲明書時接受賄賂的可能性進行了調查。法院並沒有拿出確鑿的證據對他進行指控，但是宣傳媒介卻對大陪審團的參與作了廣泛的報道，使裏根非常難堪。
裏根發誓說，他之所以同意批準棄權聲明書，僅僅是因為電影演員們在1952年時日子很不好過。“我認為在當時那種嚴重的失業狀況下，美國音樂公司彌補了提供就業方麵的一大空白。”他作證說。
幾天之後，通用電氣公司解雇了他。在此後的兩年中，他一直沒有工作。後來，他那個在麥卡恩·埃裏克森公司擔任廣告經理的哥哥從《死穀的日子》電視節目的讚助人手中為他弄到了主持人的工作。1962年7月10日，司法部提出一項民事訴訟，指控美國音樂公司違反了反壟斷法，同時指控羅納德·裏根擔任主席後的電影演員工會為同謀。由於美國音樂公司放棄了人才代理業務，這一訴訟案根本沒有進行審理。兩個月之後，“通用電氣劇場”停播了。
在經曆了訴訟案帶來的痛苦之後，裏根繼續進行專職政治演講，並且每次都對肯尼迪當局進行惡毒攻擊。雖然極右翼分子對所謂“新邊疆”很蔑視，但全國大多數人卻不然，他們被這位具有貴族氣質的年輕總統和高雅迷人的第一夫人以及他們那兩個在橢圓形辦公室裏嬉笑蹦跳的可愛孩子陶醉了。整個美國都迷上了肯尼迪一家人，迷上了他們的寵物、他們喜愛的觸身法橄欖球賽以及他們的白宮晚宴。全國上下如饑似渴地打聽著有關這個美好迷人家庭的每一個細節：他們在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的希科裏山羅伯特·肯尼迪家中的遊泳池中戲水啦，他們像王公貴族一樣坐在總統遊艇《霍尼菲茨》號上在海恩尼斯港兜風啦，等等。約翰·肯尼迪用他自己的魅力和蓋爾人的歡快精神征服了全國，惟獨極右翼分子不為所動。
當這位46歲的美國總統於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在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遇刺身亡時，美國之光泯滅了。在那個周末，悲痛欲絕的人們擁到電視機前，呆若木雞地觀看著一次又一次重播的林登·約翰遜的宣誓就職儀式；傑奎琳·肯尼迪穿著濺滿鮮血的粉紅色“夏內爾”套服來到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美國國會大廈的圓頂下停放著覆蓋國旗的棺材，供人憑吊；緩緩行駛的靈車，那匹沒有騎士的黑馬和那雙靴尖向後的馬靴，表示著它那死去的領袖再也不能騎馬奔馳了；還有在前往阿林頓公墓途中，最後一次走到父親遺體前致以最後敬意的那個小男孩。
“我是家裏惟一一個坐在電視機前觀著刺殺事件後全部新聞的人。”當時11歲的帕蒂·戴維斯說。
舉國上下沉浸在沉痛哀悼的氣氛之中，商店關門，學校停課；世界各地紛紛下半旗致哀；航行中的船隻向海中拋下花圈；在倫敦，勞倫斯·奧利維爾爵士在“老維克”劇院中斷了正在進行的演出，請全體觀眾起立，讓樂隊奏起了“星條旗之歌”；在內羅畢，肯尼亞武士們舉行了傳統的哀悼儀式；在西柏林，成千上萬人手捧點燃的蠟燭聚集在一起；在雅典，交通在高峰中突然停滯下來；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魯曉夫夫人含著眼淚在美國大使館的哀悼簿上簽名。
在好萊塢，小山姆·戈爾德溫決定星期天晚上在家中舉行個人悼念活動。一位應邀的客人問，她能否帶製片人弗蘭克·麥卡錫一同前往。弗蘭克在幾周前接到裏根夫婦的邀請，並已邀請她一起去參加這天晚上裏根的晚會。
“我敢肯定，由於總統遇刺裏根夫婦會取消晚會的，你說是嗎？”這個女人問道。
“哦，我無法想象他們會按計劃舉行晚會。”麥卡錫說，“我給南希打個電話問問吧。”
裏根夫人對他打來電話感到驚訝。“天啊，”她說，“我們為什麼要取消晚會？就因為約翰·肯尼迪死了嗎？別犯傻了。晚上7點我們等你們。”
弗蘭克·麥卡錫和他的朋友雖然對在那樣一個周末參加晚會感到不安，但仍然按時來到了裏根夫婦的家。當南希打開門時，他們感到震驚。“不要討論那件事，”她囑咐他們，“我的意思是，別討論任何與它有關的事情。”
他們走進屋裏，看到好萊塢那些死心塌地的右翼分子圍坐在酒台旁，一個個開懷暢飲，額手稱慶。兩人看著約翰·韋恩、羅伯特·泰勒和羅納德·裏根一幫人觥籌交錯、仿佛他們的世界沒有受到絲毫震動的樣子，深感不安。幾分鍾後他們就告辭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肯尼迪估計到巴裏·戈德華特會在1964年的總統競選中與他一爭高低，到達拉斯去時衣服口袋裏還裝著一份他活著時沒有來得及發表的演講稿。他在這份講稿中闡明了他的溫和主義同他所說的戈德華特的極端主義的區別。他嘲笑那些把“言辭同現實”混為一談的人們。他在這之前的一次演講中說道：“他們總是以懷疑的目光看待自己的鄰居和領導人。他們提倡所謂‘馬背上的人物’，因為他們信不過人民。他們認為我們的教堂在賣國，我們的最高法院也在賣國，我們對水的治理也是賣國……他們不願正視外來的危險，卻相信真正的危險來自國內。”
裏根正是抱著這樣一種信念的人。這些信念激勵著他去進行政治演講，這些演講又使他進一步成為保守派頭麵人物的寵兒。這些人包括舊車商霍姆斯·塔特爾、石油商亨利·薩瓦托裏、鋼鐵大王厄爾·喬根森和雜貨店大亨賈斯廷·達特，正是他們懇求裏根去謀求政治職位。
“人們總是要求羅尼競選國會議員、參議員或州長，”1963年南希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歡社會生活，不過這倒可能使我免於同他人合夥使用汽車的煩惱。”
由於她對事業的追求，她當時的生活是既要同他人合夥使用汽車，又要忙於拍片。“在好萊塢，越來越多的婦女把做妻子和母親放在第一位，但隻要她們能得到好的角色，又會立即簽合同、奔向化妝室，我就是她們中的一個。”她說。她為克雷斯特牙膏拍過商業片，在1953年至1963年間參加過14個電視專題節目的演出，其中有“施利茲明星劇場”、“車隊”、“迪克·鮑威爾節目”和“迪克·鮑威爾的讚恩·格雷劇場”。
“她曾一度沒完沒了地給‘四星電視製作公司’的迪克·鮑威爾打電話，試圖在他的節目中扮演一個角色，弄得他煩透了。”一位原製作公司經理說：“她是個沒完沒了的碎嘴子。我記得有一天他一進屋就說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趕快給南希·裏根找點什麼活幹，免得她老纏著我不放。’隻有這個辦法，要不然就得給她裝一部不登記入冊的電話，因為她一天到晚給他打電話。實際上他相當喜歡她，但她快把他逼瘋了。我記得後來總算給她在一個過時的節目中找了個特邀影星的小角色，好讓迪克清靜一段時間。”
下了銀幕擔當起母親角色的南希，對她的兩個送入貝萊爾的“約翰·托馬斯·戴伊學校”讀書的孩子帕蒂和羅恩管得過了頭。作為一個關心孩子的母親，她參加了母親俱樂部，在一年一度的學校集市上掌管熱狗攤，並積極參加學校舉辦的每一項活動。
“每當帕蒂帶著她的小朋友到家裏來時，南希就會打開室內通話係統在一旁偷聽。”阿曼達·鄧恩說，“我記得有一次南希偷聽了帕蒂和她的一個朋友策劃的某件事，於是把兩個小女孩交給了校長去處理。一個母親幹這種事未免太惡劣了。”
南希還偷聽兒子的電話。“那是在1969年，”羅恩在小學和中學的一個朋友的母親回憶說，“兩個男孩在電話裏討論用幹草卷煙抽是個什麼味道。第二天羅恩告訴我兒子說，他母親偷聽了他們的電話。他說他知道，因為他們掛上電話後，南希像一個發瘋的女人一樣搜查了他的房間，扯下了牆上掛著的一切東西、打開了每一個抽屜，到處尋找幹草。”
由於丈夫經常出差在外，照料孩子的責任全部落到了南希的身上，常常使她感到疲憊不堪、難於應付。“所以她每天都給我丈夫打電話，抱怨孩子的問題。”校長的前妻說，“通常都是講帕蒂的事，因為她在她身上總碰到麻煩。南希希望女兒成為‘美國少女小姐’，但帕蒂的身材顯得比實際年齡大，她的脾氣又倔強，不屬於那一類型的孩子。我丈夫不得不經常到她家裏去約束帕蒂，或者同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家夥‘船長’玩玩遊戲。總是會發生點事。每到下午6點30分電話鈴一響，我就知道是南希·裏根打來的。她相當傲慢和粗魯，根本不理睬我們是正在吃晚飯還是我丈夫正忙於文學博士論文的事。她認為她就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不過是花錢雇來的幫手。她就是這樣對待他的。那些日子裏她不知浪費了他多少時間，而他又太善良，總不說他自己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南希同她丈夫一樣具有狂熱的黨派觀念，她的政治觀點也支配著她的孩子們交朋友。由於埃裏克·道格拉斯是安妮和柯克·道格拉斯的兒子，又是小羅恩最要好的朋友，因此，南希常常在全家周末外出時帶上埃裏克。在1964年共和黨年會以後不久的一個周末，她正準備開車帶孩子們到牧場去。幾周前，她同丈夫一起參加了在舊金山召開的這次大會，目睹了巴裏·戈德華特接受共和黨對他的總統候選人提名。裏根夫婦就像他們在標語牌上所寫的那樣，“要抉擇，而不要做應聲蟲”，他們回到家裏以後在他們的汽車保險杠上貼滿了招貼畫。
“我們在裏根夫婦家門口讓埃裏克下了車，”柯克·道格拉斯回憶說，“他同南希一起走進院裏，看到了他們停在車道上的那輛旅行汽車，保險杠上貼著戈德華特的招貼畫。埃裏克脫口道：‘呸，戈德華特！’這是他在家裏聽我們說過的一句話。
“南希被激怒了，她立刻給我們打電話：‘你們馬上過來把這孩子帶走。’埃裏克在一旁哭起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說錯了什麼。我們隻好叫人去接他回來。”
這個5歲的小男孩被留下來，同裏根夫婦的保姆呆在一起，他一刻也不停地哭泣。當來人接他時已經過去45分鍾了，但他仍然在哭。“南希拋下他，開車上了牧場。”安妮·道格拉斯說，“這件事使埃裏克很傷心。我相信她以後再也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但是，她不僅僅是非常、非常忠實於朋友和丈夫，也同樣忠實於共和黨。我想這是她之所以會這麼做的緣故。
“後來我盡力同她和解，但她很長時間不許她兒子同埃裏克說話，直到好幾年以後她才重新同柯克和我說話。當我給她打電話想把事情澄清時，她說：‘孩子才這麼小的年紀，你們就給他灌輸政治觀點，太可悲了。’大意如此。這件事對埃裏克來說很難接受，因為他同羅恩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怎麼也想不明白他們的友誼為什麼突然被中斷。我們試圖向他解釋，這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你和你的朋友並不一定在政治上觀點一致，但是如果有分歧，也仍然可以做朋友。我估計，我那個當時才5歲的兒子恐怕根本沒有聽懂。”
數年之後，道格拉斯夫婦同裏根夫婦見麵了，並終於開始交談。但是休戰僅僅維持到了當天晚上。“當時我正在梅公司聯營百貨商店老板戴維·梅的家中同南希跳舞，”柯克·道格拉斯說，“南希的舞跳得很棒，現在仍然如此。有人談起了政治問題。由於我對埃裏克的事仍然記憶猶新，所以準備謹慎從事。我對她說：‘南希，我不是搞政治的人。雖然我是德州民主黨黨員，但我總是把票投給我認為最傑出的人。如果我認為最傑出的是一個共和黨人，我照樣投他的票。比如說，我就願意投票支持洛克菲勒當總統。’南希的兩眼立刻流露出憤怒的目光。她轉過身，拂袖而去。我感到震驚。我體會到了埃裏克當時的感受。”
戈爾·維達爾曾說，1964年他在舊金山的共和黨年會上第一次見到南希·裏根時，就看出了她有強烈的黨派意識。她同她丈夫一起坐在“牛宮”裏聽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發表攻擊報界的演講。“當有人在艾克演講過程中起哄時，她首先就在眼中胃出憤怒的火花。”他說，“她轉過身去，怒不可遏地翹著嘴唇，瞪大雙眼，那種激動的目光就像要殺掉那個近在咫尺的敵人——這就是我當時的印象。她當時也許正試戴新型的隱形眼鏡，誰知道呢。無論怎樣，我當時還沒有聽說過南希這個人呢。盡管如此，我仍對自己說：這位驕小女士的火氣可不小。”
在1964年中，裏根作為支持戈德華特的加利福尼亞共和黨人競選活動的兩主席之一，竭盡全力在全州各地從事競選活動，到處發表他那篇題為“抉擇的時刻”的演講，但是沒有哪一次得到過聽眾的喝彩。裏根還把他哥哥尼爾招來負責戈德華特的電視宣傳。“我們接受了戈德華特的任務。我同這位議員在競選飛機上一起待了65天。”尼爾·“穆恩”·裏根回憶說。
戈德華特的宣傳牌上寫著：“你心裏明白他是對的。”
林登·約翰遜的標語牌則針鋒相對地寫道：“極右。”
民主黨人利用戈德華特關於在危機中使用戰術核武器的論點，於1964年9月7日在電視中播放了他們製作的那個宣傳造成大災難的片子《雛菊姑娘》，影片描寫一個小女孩一邊從雛菊花上扯下一片片花瓣，一邊數著數，這時，這個動人的畫麵突然化作了一朵蘑菇狀煙雲。這是一部氫彈恐怖片，暗示著核毀滅將帶來的可怕後果。
現在，“你心裏明白，他幹得出來”的口號卻像廠個陰影一樣緊緊地纏住了這位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就連保守的共和黨報紙也紛紛倒戈，讚成林登·約翰遜當總統。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他以29％：65％遠遠落後於約翰遜。戈德華特的競選口號被人用來反唇相譏，特別是那句“你心裏明白，他是瘋子”使他陷入了困境。
加利福尼亞的戈德華特競選組織在絕望中決定買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係統半小時的播映時間，播放羅納德·裏根的標準演講，但這個主意遭到了戈德華特的高級顧問們的反對，他們說這個演講太激進、太極端化。這位候選人親自給裏根打電話，要求他撤銷這個演講，但是裏根卻建議他先聽聽這個演講再作決定。在尼爾·裏根的安排下，戈德華特在首都華盛頓的一間拉音房裏聽了演講的錄音。“巴裏聽完後走到室外，說道：‘這個演講到底有什麼不妥？’所以，裏根仍然作了演講。”他哥哥說。
1964年10月27日，也就是選舉前一個星期，這個在“通用電氣劇場”幹了8年早已為電視觀眾所熟悉的天才演員，麵對著電視攝像機向全美國侃侃而談，什麼榮譽啦、愛國主義啦，以及一個民主政體所珍視的一切主張。他幾乎沒有提到巴裏·戈德華特的名字。
“你我正麵；臨著一個命運的選擇。我們要為我們的孩子保留世界上人類最後這一點最美好的希望，否則我們就會迫使他們走出邁向永久黑暗的第一步。即使我們失敗，至少也要讓我們的孩子以及我們孩子的孩子在談及我們時說，我們在這短暫的時刻中是無愧的，我們盡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華盛頓郵報》的戴維·布羅德稱這個演講是“自1896年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做‘金十字架’演講轟動民主黨年會以後最成功的全國政治表演”。《時代》周刊把它譽為“陰沉的競選活動中的一顆亮點”。南希·裏根說這個演講籌集了800多萬美元的競選捐款，而實際上是接近100萬美元。然而，全國所有共和黨人的錢加在一起也不可能給巴裏·戈德華特買到那一年的勝券。他以在此以前的總統競選曆史中最懸殊的差距輸給了林登·約翰遜。民主黨人在44個州、哥倫比亞特區以及裏根的家鄉加利福尼亞州贏得了勝利，並在35個參議員席位中贏得了28席，成為參議院中的多數派；他們還占據了41個國會議席，並在眾議院獲得超過2／3的大多數席位。他們還在各州政府中占據了絕對優勢，奪取了33個州長職位，而共和黨人僅獲得11個州長職位。
選舉結果使南希·裏根呆若木雞。“我們沒料到會如此一邊倒。”她說，“別人也許料到了，但是我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