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的道路上，遭遇到一定的人際關係挫折是非常正常的。不要說普通人，即使是滿腹經綸的大學者也會弄不清它的奧秘，陷入到它的泥潭之中，從而對自己的一生造成致命的打擊。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位著名的學者王國維。他在青年時期曾多次依靠羅振玉的資助、提攜而求學、謀職。在維新變法時，他曾一度持讚成的態度。留學日本後，他又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對心理學、倫理學、美學、哲學都廣有涉獵，更是深受叔本華思想的影響，按理說，他的世界觀的核心應是資產階級思想占據主流地位。但是，由於“恩人”羅振玉是堅定的“保皇派”，在辛亥革命勝利時，王國維跟著他到日本流亡，成為有名的清朝“遺老”。而後歸國，他又在清廢帝溥儀的偽朝廷裏任“南書房行走”之職務，在政治上十分保守。但王國維在治學中卻勇於探索，在多門學科，如美學、考古、金石、史學等領域都頗有建樹。世界觀核心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叔本華的哲學影響和學術上的創新，與他政治上的保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尖銳的衝突。後人研究和分析認為，到後期，他實際上已經清楚認識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與自己實際采取的追求方式是南轅北轍，從而否定了這種追求；看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是違反曆史規律的，從而否定了大半輩子的生活道路，於是產生深刻的精神危機，欲罷不能，欲堅持又已失去自信。緊接著，對他產生致命一擊的是羅振玉也不滿意他而與他絕交的刺激。他最終隻能自投昆明湖去尋求解脫。
無獨有偶，中國現代史上還有一位著名的文人陳布雷。他才氣十足，當年曾熱情投身國民革命，為之搖旗呐喊、宣傳鼓動，那時的他充滿了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就在那時，他結識了蔣介石。後來，他得到蔣介石的重用，成為他的禦用文人。但是，在隨後的歲月裏，蔣介石的賣國行徑逐漸暴露出來，使陳布雷逐漸對他產生失望，進而對整個國民黨失望，對國家、政治和社會失望，以至到最後，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乃至自己人格價值進行了徹底的懷疑與否定。深刻的矛盾心理導致精神危機，他也選擇了自殺身亡。
從這兩位知識分子的命運來看，人際關係上的成功與失敗很可能會影響到自己事業的前途、命運。試想，如果王國維的恩人不是羅振玉，如果識別出陳布雷這匹千裏馬的伯樂不是蔣介石，王國維和陳布雷的人生又該是怎樣的？從他們的慘痛命運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際關係和諧與否的最終評判標準是看它的存在是否有利於你事業理想的實現。整天朋友繞身，歌舞不斷，並非就說明你已經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酒肉朋友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在關鍵時刻，誰能為你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呢？王國維在早期個人困難之時確實接受了羅振玉不少的好處，可就是這些所謂的好處最後把他逼進了昆明湖；如果沒有蔣介石的慧眼，在我們今天的曆史書上可能找不到陳布雷的英名，但成也老蔣，敗也老蔣，對於這份恩情今天的人又該如何評價呢？我想這隻能是失敗的人際關係的一種形式而已。
類似的情況還存在於魯迅、周作人和胡適的關係中。在“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和胡適都是“五四”新文學的勇猛鬥士，在反對封建主義思想、反對舊文學的桎梏這一點上，他們有著完全相同的觀點和立場，因而他們並肩作戰，擁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這其中自然不乏珍貴的友情。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以資產階級思想來批判封建主義思想的胡適首先妥協、退讓了，在人民革命與維護舊製度這兩者中選擇了後者，他害怕無產階級革命，向封建營壘投降；周作人則在日本侵華時當了漢奸；隻有魯迅在戰爭的洗禮中，骨頭越發硬了，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昔日的兄弟與朋友就難免要用筆杆子進行思想交鋒和理論論戰。他們之間從相互信任到不信任，到對立，最終在兩軍對峙中昔日的友誼蕩然無存。像這樣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人際關係建立的成功與否就很可能不完全是個體的事情了。現實中，更多的人際關係的存在與發展是平淡而沒有原則和主義限製的。在這種情況下，其難度一般來說會大大降低。由於我們當前正在經曆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所以這一問題顯得相對突出一些，但這一問題會在新體製形成和逐步成熟之後逐漸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