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在撤退途中，周恩來患病發高燒到40°C。他因抱病安排善後，勞累過度，神誌昏迷．由聶榮臻等護送到香港治療，當他第一次從昏迷中醒來時，便向在身邊作護理工作的一位女同誌問道：“不知道鄧穎超有沒有消息？”這位同誌答道：“到上海了。”他又問：“你怎麼知道的？”這位同誌告訴他消息確實，他聽後十分高興。
1947年3月，國民黨把向解放區的全麵進攻改為向陝北、山東兩翼的重點進攻，中共中央主動撤出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強時等國在陝北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轉戰陝北戰場的周恩來，在戎馬俊炮之中，於中秋之夜仍抽暇給鄧穎超寫了倩。這封信輾轉托人送到鄧穎超手中時，她正在晉察冀邊區搞土地改革，和秘書楚平住在一個老鄉家裏。楚平開玩笑說：“大姐的情書來啦！”鄧穎超愉快地間信後，詼諧地說：“什麼情書，是形勢報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遞給楚平，楚平指著“今日中秋，對月懷人”等處說；“這不是情書嗎？落款處還特地寫明了是舊曆中秋寫的哩！”
1954年，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瑞士舉行的日內瓦會議。這時國內家中的庭院裏，嬌豔的海棠花正值盛開。海棠，是周恩來最喜歡的花。鄧穎超趕緊壓了一枝，連同原來醫好的一片紅葉，一同裝在信封裏寄去。信裏還寫道：“紅葉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摯的思念之情。周恩來托人帶回了壓製好的日內瓦出名的芍藥花與玫瑰花，作為回很親人的禮物。這兩地的花和葉後來裝在一個鏡框裏保存著，成為一件特殊的工藝品，更是他們情深似海的見證。
1960年，鄧穎超在協和醫院做手術，正值暑天，周恩來的外事活動已安排的滿滿的，無法抽身。他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手術那天不斷同醫院取得聯係，以便隨時知道手術後的情況。有一天，他還利用去機場接外賓之便，順便到醫院去看望。鄧穎超見他日程排得那樣緊，“還抽身來看望她，於心不忍，反勸他適當注意休息，不要以她為念。
周恩來工作的特點是不分時間，不分地點，都隨時批閱文件。有時沒有桌子，他就順手拿本書墊，但書寫起來不太方便。後來他發現用一塊小三合板來襯墊就方便多了，從此以後臥室和沒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塊小三合板，以備隨時可用。周恩來盤膝坐在床上墊著三合板，批改文件，實在辛苦。特別是在他高齡，重病之後更是不免感到勞累，為了改善他的工作條件，鄧穎超親自設計了一個一邊高、一邊低，適合周恩來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減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麵四周還加了邊框。這張作為他們恩愛見證的小床桌，曾出現在周恩來生平事跡展覽會上。
1963年1月，周恩來曾去拜訪老作家，盆景藝術家周瘦鵑，周恩來一邊與瘦老交談，一邊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兒全全，逗著她玩，給她糖果吃。周瘦鵑見此情景，老淚盈眶地對周恩來說：“總理，您為中國革命奮鬥了幾十年，聽說還沒有一個自己的孩子，我這個全全就送給您吧。”周恩來聽後，朗聲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國萬萬千千個兒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樣，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嗎？”
1972年，周恩來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進醫院。在這一年半中，鄧穎超不論陰晴風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來，有時還參加醫療組織會議，討論治療方案，在需要作手術時，鄧穎超總是守候在手術室外邊，直到深夜、淩晨……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了。同半個多世紀同生共死的親人訣別，鄧穎超的心都碎了，她用周恩來生前對她的愛稱，獻上了用鮮花紮成的花圈，花圈上寫著“戰友——小超哀獻”。
早在50年代初，周恩來考慮到中國人多地少，曾倡導過殯葬改革，改土葬為火葬。後來，他便與鄧穎超相約，死後連骨灰也不保留。那時他說，這一點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鄧穎超回答說，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來訣別人世後，鄧穎超申述了他的遺願：“把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