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鄧穎超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相識的。那時，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讀書的鄧穎超，是“女界愛國同誌會”的講演隊長，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是《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主編，為了加強鬥爭的力量，周恩來、馬駿、郭隆真、鄧穎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並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覺悟》。在天津愛國學生運動中，周恩來與鄧穎超都是衝鋒在前的勇士，在覺悟社內，他們又都是誌趣相投的戰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別是誌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愛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時周恩來與鄧穎超這兩顆充滿激情的心，卻絲毫沒有去顧及個人感情，他們一心一意忙著救國，忙著鬥爭。又因為那時社會上封建思想很嚴重，對於男女之間的社交，“道學家”們攻擊更甚，而“覺悟社”的社員們懂得，他們的行動，是對流言與誣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為了鬥爭，他們都更加嚴格地克製著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等197名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乘坐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前往巴黎去進一步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了教員，他們雖然相隔雲山萬重，但從來未間斷彼此的磷係。憑著鴻雁傳書，他們交換著情況，交流著思想。此外，國內社友們還常會收到寄自法國的畫片或賀年片，其中許多是周恩來寄來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國之便，給已轉到天津教書的鄧穎超帶去了一張附有題詩的賀年片。正是在這種純真的，誌同道合的通信中，他們的感情逐漸成長了，終於定情。
1924年7月，周恩來從巴黎動身回國。當時，鄧穎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他們雖然在書信往來中間已經定情，但周恩來歸國後近一年，卻不曾有機會同鄧穎超見上一麵。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參加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受周恩來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車，到鄧穎超任教的學校去看望她，並帶給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這一次看望，對於他們的結合，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鄧穎超稱之為她與周恩來之間的“紅娘”。
1925年8月，周恩來與鄧穎超要在廣州結婚。鄧穎超乘火車到達廣州那天，周恩來因公務纏身，實在不能去接，就將接新娘的“任務”交給了秘書陳賡。周恩來進了一張相片給陳賡，陳一看相片，樂了：“我的周大主任，您這是從哪個博物館裏掏出來的？”周恩來說：“這還是我去法國留學以前她送我的。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陳賡說著走了。
陳賡來到火車站，瞪圓了眼珠子。注視著從車站走出來的每一個女郎，可是，下車的旅客都走空了，還是沒見到他的“準師娘”。
此時，周恩來住處已是賓客滿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著看新娘於。陳賡日來一見這局麵，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丟了，大家不會放過他，於是來了個以攻為守。
他一進門就嚷道：“沒接來，讓我把新娘接丟了！不過，這不能怪我，你們大家都看看！’他舉著那張舊相片，轉著圈兒讓大家瞧，“讓我拿著幾年前的相片去接人——應該怪周主任自己……”。陳賡正在“嫁禍於人”，門口忽然走進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陳賡和她打了個照麵，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來，鄧穎超在火車站沒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來，隻好照著通訊地址，徑直找到他的住處，周恩來迎上去，拉著鄧穎超來到陳賡麵前笑著說：“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陳賡，今天我有了急事，請他去接你，誰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丟了，還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圍上去：“罰他！
周主任，狠狠地罰他！”眾人七手八腳地將陳賡按倒在地給鄧穎超磕頭。鬧過之後陳賡負疚地說：“我認罰，就罰我給周主任操辦婚禮吧。”
就這樣，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門去的鄧穎超成了周恩來的新娘，他們結成了一對同心同德，患難與共，並肩戰鬥的革命伴侶。
不論是戰爭環境，還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經常使周恩來與鄧穎超分離，但他們卻無論何時，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懷，相互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