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兩國的交戰使他們長期處於隔絕狀態。
應該說，在後來的那些年月中，於立群終日操持家務，對郭沫若和子女的關懷也確無微不至。但有一次，約在1943年間，她突然“怠工”，一個人躺在藤椅上看小說。原來是郭沫若的寫字台上多了一張安娜的照片。郭沫若苦笑說：“這是上午理書，從箱底我到的。”沒想到，竟惹起一場風波，他無可奈何地把照片又放入箱底。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沫若繼續投入火熱的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的鬥爭。1946年5月，郭沫若從重慶到了上海，1947年11月又從上海到了香港。《洪波曲》在港報逐日發表，引來了帶了長子和夫和女兒淑子從日本經台灣前來尋夫的安娜。
後來，夏衍和馮乃超商議，由馮乃超出麵我安娜夫人懇談，說明郭沫若是一個在政治上學術上很有影響的人物，希望安娜夫人妥善處理。同時馮乃超代表組織向安娜保證，今後她和子女的生活由組織安排。當時東北已解放，由大連軍管會撥了一所小型別墅給安娜和子女居住。
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進入解放區到了北京，於立群是後一步離港的。在那段時間裏，住在大連的安娜夫人曾到北京與郭沫若見麵，女兒淑子也伴同父親住了幾天。但當於立群到了北京後，情況就完全改變了。周恩來同誌耐心做於立群的工作。可是，作為郭沫若的最親密的戰友的周公，也隻能到此為止。從此郭沫若雖然不能到大連去看望安娜，但是這並未從此阻斷他們的聯係。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的通信是由一位可靠的同誌中轉的。
1977年，即郭沫若謝世前一年，安娜寫信給他，說兩人都已屆耄耋之年，希望無論如何見一次麵。經過安排，兩位在年輕時曾如此熾烈地熱戀過，而後又長期分隔的老人見麵了。幸有這一次見麵，否則他將抱恨終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噓歎息，難以自己了。
安娜夫人這些年來在中國，除住大連外，有時也住上海，因兩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識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平時極少與他人來往，也不參加社會活動。1983年她首次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政協開會期間，正值她九旬壽誕，統戰部和全國政協曾為她祝壽。但她仍然謝絕任何記者的訪問。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親一次，不過每次日日本總隻在短短幾天，她向親人表示，他畢竟已是風燭殘年，萬一在日本病了怎麼辦？她表示要死在中國，埋骨在中國，因為，她說；“我是中國人！”
有人說：如果於立群夫人也能如許廣平那樣處理因不幸的曆史而造成的家庭問題，那麼，郭沫著後半生一定要心情舒暢得多，不至於因日益增長的內疚沉重地壓住自己的心頭；而兩位夫人的生活也必定會更為愉快一些，此話很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