儉者，節省也。人的本性是追求快樂、追求享受、追求滿足的，一個人節製自己的物質欲望，需要很強的意誌。一個民族以節儉為基本的生活信念，不可能建立在社會意誌基礎上，而是由這個民族的生存環境決定的。就自然環境來說，中國地處東亞大陸，東麵是浩瀚無際的大海，是一個氣候變化率很高的國家，季風氣候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水旱災害。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的統計，從公元前1766年至1937年的3703年中，共發生各種災害5258次，平均每6個月一次，其中旱災1074次，水災1058次，平均約三年多發生一次。依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的統計，“中國每6年有一次農業失敗，每12年有一次大饑荒。在過去2200多年間，中國共計有1600次大水災，1300次大旱災，很多時候旱災和水災同時出現”。以黃河為例，這條養育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在民國以前的2500年間決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一個以農業為主要謀生方式的民族，是無論如何對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災的。即使是風調雨順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掙個溫飽就不錯了，一遇凶年，轉眼間就會衣食無著，難以為生。整個社會就那麼一些生活資料，每個家庭就那麼一些生活資料，人們不得不節儉度日，把一個錢掰成兩半花，以期用有限的生活資料度過更長的時間。自然環境外，傳統中國的社會環境也相當逼仄。多數王朝在立國之初還注意讓老百姓休養生息，輕徭薄賦，限製土地兼並，開國君臣也比較節儉，天下比較安定。但是，幾代之後，社會矛盾就越來越凸現、激化，統治階級加速腐化，朝廷加稅，官吏搜括，土地集中，這些封建社會的固疾再次發作。社會病變的受害者首先總是老百姓，接下去就是造反、動亂、戰爭，經過一輪浩劫之後，人口大量減少，矛盾暫時緩解。一治一亂，時治時亂，循環往複。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整個中國大陸實現統一，一共經過了2171年時間。將2171年按照時間順序分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亂世五個類別分類統計，盛世2次，共曆時150年；治世5次，共曆時286年；小休44次，共曆時234年；衰微6次，共曆時466年；亂世10次，共曆時1035年。其中盛世最短，與治世加在一起，也隻有總年數的1/5強，亂世的時間卻長得怕人，將近總年數的一半，這就是說，平均起來，每10年時間，幾乎有5年是亂世。（據陸震《中國傳統社會心態》）周期性的動亂使社會財富得不到長期的積累，使中國成為一個隻有“大貧”和“小貧”的人組成的國家（孫中山語）。貧窮而要生存，就不能不節儉。
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造就了中國人崇尚儉樸的生活態度，同時也培養了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的精神和麵對艱難困苦不屈不撓的性格。這種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在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偉大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開始了新的紀元。近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近2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興修水利，改善農業自然條件，發展農業技術，基本解決了數千年來沒有解決的吃飯問題；發展現代工商業，積累了雄厚的社會財富，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尤其是我國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實施旨在共同富裕的社會政策，消除了動亂的社會根源，因而徹底改善了中國的社會環境。在這種社會環境裏，人們能夠安居樂業，憧憬幸福美好的未來。
然而，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改善，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穩定，在給人民帶來富裕生活的同時，也在改變人民的生活觀念和態度。在生存問題解決之後，人們就會追求享受，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也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但是，享受有適度和過度之分，有健康和糜爛之別。適度的健康的享受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目的，過度的享受則是對社會財富的超前消費，是浪費，是奢侈，而糜爛的生活更是意味著生活內容的黴變，漫延開來，會造成對民族精神的毒化，後果是嚴重的。特別應該警惕的是，那些過著奢侈糜爛生活的人中，有一部分是黨政幹部，他們以權謀私，貪汙受賄，走封建社會貪官汙吏的老路，這些人雖然是少數，但對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消極影響不可小視。
應該看到，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是窮國，還有很多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達到“小康”生活標準，即使全民族再奮鬥半個世紀也隻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我們仍然必須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提倡清廉，反對腐敗；提倡艱苦奮鬥，反對超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