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儉的傳統美德
在中國眾多的治家之道和治國之道中，有一個為全社會尊奉的信條，叫做“成由勤儉敗由奢”。這就是說，勤儉、奢侈對人生成敗、家族榮辱及王朝興亡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它被曆史和現實中無數的事例所證明，故而得到自古至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成為家喻戶曉的生活箴言和理家治國的座右銘。
崇尚儉樸，是中國的一種非常古遠而悠久的曆史傳統。老子說他有三寶，其中之一就是“儉”：“儉故能廣”；“君子以儉德辟難”；“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都是說儉的重要性。墨子則說“儉節則昌，淫逸則亡”。
中國曆史上但凡有所作為的帝王，特別是開國帝王，大都崇尚節儉。如漢文帝不修露台，怕費中人十家之產，身穿黑綈，為天下先，使得海內殷富，傳為千古美談。魏武帝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臨死前自己預製“終亡衣服，四篋而已”，遺令不準用“金玉珍寶”隨葬。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曆史上英明有為的皇帝，享有“貞觀之治”的美譽，他在晚年時特別提倡節儉，說：政治清明的朝代，其君主必然保持節儉的美德。由於君主帶頭厲行節儉，就會使天下風俗淳樸，百姓都有德行。他還說，奢侈和崇儉，是榮與辱的開端。如果驕侈淫逸，不加節製，就會有身喪國敗之禍，桀紂就是證明；反之，約束自己的欲望，就能使福澤綿延，堯舜就是榜樣。他為自己曾經大興土木、勞民傷財而後悔，教皇子們不要學他。宋太祖趙匡胤也是個提倡儉樸的開國皇帝，《資治通鑒》上說：太祖“躬履儉約”，平常穿的是洗了又洗的衣服，臥室用青布做窗簾，“無文采之飾”。他不僅自己作出表率，還提醒弟弟趙光義（即宋太宗）不要忘記過去的平民生活。他立下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講“我為百姓守財耳”，“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封建帝王能有這種“民本”思想，著實不簡單，可見他崇儉不完全是做做樣子，而是“有根”的。明太祖出身貧寒，做了皇帝後，並未忘本。史載他的臥室“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他“每日早膳，止用蔬菜”。他要求各級官員生活節儉，引導民風淳樸，不能因為奢侈而給老百姓增加負擔，“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這種思想到今天仍不失借鑒意義。
“治國”需崇儉，“齊家”更需崇儉。綜覽前賢名人的“家訓”，無不以儉約為家之根基。諸葛亮的《誡子書》傳誦千古，其中關於道德修養的隻有四個字：“儉以養德”，以節儉培育良好的道德。很明顯，在諸葛亮看來，節儉是道德之本。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在給兒子司馬康的家書中，關於儉與奢的一段議論，簡直是對諸葛亮“儉以養德”思想的極好闡發。他說：節儉，是所有德行中共同的；奢侈，是所有邪惡中最大的。節儉與嗜欲是相對立的。有權位的人少嗜欲，就不會為外物所役使支配，可以理直氣壯地行使職權；普通人少嗜欲，就能持身謹慎，節約用度，不去犯罪，使家境豐裕。反之，奢侈則多欲。士大夫欲望多，必貪汙受賄，以致喪身敗家；小百姓欲望多，必做盜賊，更沒有好結果。所以，奢侈，是最大的罪惡。明代直臣周怡以剛強不阿著稱，在朝為官期間彈劾了許多有權勢的大臣。他的勇氣基於“無欲”。他在《諭兒輩》中說的話，比司馬光的“理論”更通俗更實際：“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飲食衣服，若思得之艱難，不敢輕易費用。酒肉一餐，可辦粗飯幾日；紗絹一匹，可辦粗衣幾件。不饞不寒足矣，何必圖好吃好著？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則子子孫孫常享溫飽矣。”明朝人吳麟徵在他的《家誡要言》中，就說得更簡煉明白了：“生死路甚仄，隻在寡欲與否耳”，“治家，舍節儉便無可經營。”清人曾國藩用曆史“歸納法”作了總結：“大抵士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隻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八至十世。”所以，他在家書中一再告誡兒孫們，不可養成奢侈的習慣，隻有勤儉持家，家族的興旺才能持續下去。100多年過去了，曾家後代現在有幾十位教授，可以說延澤五六世了。
如果說極少數明君、賢臣的崇儉，是為了延長王朝的運祚和家族的興旺，那麼，普通百姓的節儉，則是迫不得已。中國自有史以來，溫飽問題一直是基本的社會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在封建製度下，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絕大多數是不能豐衣足食的，為了生存，就隻能節衣縮食，精打細算。“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是他們生活的真實寫照。當他們無衣可節無食可縮時，就會打出“均貧富”的旗號，揭杆而起，拉開另一輪改朝換代的序幕。曾任民國總統的黎元洪說過一句通俗而深刻的話：“有飯大家吃。”中國人打打殺殺，無非是為了吃飯。“有飯大家吃”，就天下太平了。明君賢臣們之所以力倡節儉，一方麵是勸教天下百姓安於貧窮，另一方麵是告誡統治階級節製欲望，減輕剝削，以免逼民造反，導致國破家亡，總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封建統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