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緣起
“從一開始，上帝就給了每個民族一隻陶杯，從這杯子裏，人們飲入了他們的生活。”這是迪格爾印第安人的一句名言。
用人類學家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的不同民族從一開始就各自發展一套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是人類群體為適應其生存環境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也就是這個民族的特性所在。
人類各民族在相互交往、接觸、爭鬥過程中，很早就注意到民族性的差異，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民族性作為一個課題，受到人類學家的重視，則是適應西方殖民政策的需要的結果。殖民者為了有效地統治殖民地人民，需要了解當地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好惡之道，以便作為殖民地政府處理土著人民問題的依據。於是，一些人類學家被派遣（或主動）來作這方麵的工作。人類學家在與殖民地人民接觸中，搜集了大量的各地民族的生活資料，這些資料後來慢慢地形成有係統的知識。同時，一些人類學家也因此成為殖民政府與土著人民溝通的橋梁。有一個金椅子的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西非黃金海岸的阿斯漢梯（Ashanti）族，以前一直由世襲的國王統治，1873年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人最初在這裏並未遇到激烈的抵抗。但自1896年始，殖民者與土著民族之間持續了二三十年的混戰，使雙方都疲憊不堪。原因是英國總督企圖取得Ashanti的傳國之寶——一把金椅子。原來，Ashanti人將這把金椅子當作極神聖的東西，傳說它從天而降，代表Ashanti族的靈魂，與全族的康健福祉息息相關，所以每年要抬出來“巡視”全族的土地，平時則由國王珍藏在宮中，不敢坐它。1896年，一位英國總督自作聰明，以為隻要自己坐上這把金椅子，全Ashanti族人就會聽命於他。Ashanti族人知道總督這一企圖後，大為憤怒，群起而與英國軍隊對抗。1921年，人類學家Rattray先生來到Ashanti後，發現二三十年的慘烈戰爭隻是因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一種誤解而已，於是向當局說明Ashanti族人珍視的金椅子雖有椅子的形狀，但並不是供人坐的，他建議總督立刻下令取消奪取金椅子的企圖。果然不久Ashanti人的反抗行動就平息下去了。金椅子的故事很明顯地說明不同文化立場所產生的誤會與困境，而人類學家因為對土著民族風俗民情的了解，經常能輕而易舉地協助行政當局解決因文化隔膜而引起的糾紛。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人類學家與其所在國家行政當局間的合作更加深入，更趨活躍。當時，同盟國為了要了解軸心國的國情，號召許多人類學家研究德國、日本、意大利的國情，為戰略決策者提供必要的依據。著名的人類學家如本尼迪克特、米德、克羅孔、巴特森、萊登等人都被美國政府邀請，從事敵國國民性的研究。對於這些研究者而言，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也就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人格特質及其生活方式（包括風俗、習慣、觀念等）。
在二戰期間，人類學家通過自己的研究所得，為決策當局提供了許多重要資料，作為軍事、外交戰略的參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在對日本戰爭的初期和末期，美國人類學家以其對日本民族性深入的了解，為美國軍事當局解決了兩件重大的事情。當太平洋戰爭開始時，五角大樓的軍事將領們一般都認為日本俘虜沒有任何可以利用之處，理由是日本軍隊在作戰時常常表現出近乎瘋狂的行為，其勇敢忠心的程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可是人類學家認為軍方的判斷有誤，因為將領們根本不懂日本的民族性，而是以美國人的觀念來判斷日本人的行為，必然產生錯誤。人類學家熟知日本人性格中存在著一係列矛盾：“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本屆迪克特《菊與劍》日本人的性格表現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在某一環境下，他們可以表現英勇狂熱，但在另一環境下，則可能表現另一種行為。當他們是“大日本皇軍”時，他們盡忠於天皇，表現大無畏的勇士精神；可是當他們被俘後，他們認為已失去作為“皇軍”的資格，已不再是日本社會的一分子，隨時有可能為美軍工作。因此，人類學家們勸告美國軍方不可堅持己見，應該試試讓日本俘虜作為宣傳或套取情報之用。軍方在人類學家勸告下開始利用日俘為美軍工作，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許多日軍被俘後完全失去其凶猛的性格，很能與美軍合作，供給情報，擔任翻譯等等。二戰末期，美國在是否應在日本投擲原子彈問題上舉棋不定，恰在此時，人類學家又一次提出日本人的“處境行為”這一觀念，認為隻有改變處境，才會促使日本人考慮投降。原子彈的投擲可能使數十萬人死亡，但隻有原子彈這一威力，方能改變整個戰局，也就是改變處境。如果繼續進行常規戰爭，還不知道要死多少士兵和平民，因此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是值得做的事。美國當局接受人類學家的意見，毅然決定投下原子彈以求戰爭早日結束。果然，在投彈之後數天內，日本即宣布無條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