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少數民族特需用品的生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國務院批轉了輕工業部和商業部根據李先念的批示提出的報告，同意撥出一筆專款，用於改建和擴建在呼和浩特、蘭州、成都、昆明、烏魯木齊、貴陽、西寧、延吉、海拉爾等9個城市的民族用品生產基地，同時指出，要繼續發揮沿海傳統產區的作用，供應關係不要中斷。與此同時，財政部、商業部發出《關於重申對邊遠山區、邊遠牧區民族貿易企業三項照顧問題的聯合通知》。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製定了全麵整頓的方針，並召開了一係列會議，以解決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方麵存在的問題。同時，中央對於少數民族牧區畜牧業的發展，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專門召開了全國畜牧業工作座談會。在國務院批準的《全國牧區畜牧業工作座談會紀要》中，重申“以牧為主”的方針和“禁止開荒、保護牧場”、發展畜牧業生產等政策規定。通過初步整頓，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形勢，和全國總的情況一樣，開始有了好轉。
一九七五年九月，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前夕，身患重病的周恩來在醫院接見了將去西藏祝賀的中央代表團負責人，一再叮囑：在西藏，民族政策要執行好，民族幹部要培養好，生產建設得到發展，物質生活就能改善，工作就能搞起來，西藏今後的發展就有希望了。
一九七六年，葉劍英主持召開邊防工作座談會，製定了邊境建設方針，安排了邊境建設經費。
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對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數民族的關懷，雖然由於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和幹擾沒有得到完全執行，但在一定範圍內限製了他們的破壞，鼓舞了少數民族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同他們進行鬥爭的勇氣和信心。
四、各族幹部和群眾的抵製和鬥爭
在十年動亂中，各民族的廣大幹部和群眾，雖然遭受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及其追隨者的殘酷迫害，但他們仍然堅定地相信共產黨，相信社會主義，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還會回到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用各種方式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罪惡行徑進行抵製和鬥爭，衝破重重困難，排除種種幹擾，堅持工農業生產，堅持社會主義建設。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各族石油工人，堅持生產，堅持為國家多產石油，在動亂和派性幹擾的複雜條件下，年年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湧現了在十年動亂中堅持團結、堅持生產的5014鑽井隊。該隊隊長買買提依明（維吾爾族）在一九七九年被命名為全國勞動模範。像這樣的事例，各個民族地區都是不少的。
在內蒙古自治區，“新內人黨”冤案禍及全區，許多蒙古族幹部和群眾遭受逼、供、信的迫害，但沒有一人逃往國外，而是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
更令人欽佩和感動的是，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和群眾，敢於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具有為堅持真理、為維護民族團結而獻身的崇高品德。如原延邊醫藥公司副經理張永振（朝鮮族），在一九六八年一片恐怖氣氛中，理直氣壯地貼出“劉少奇同誌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共和國主席，不準打倒”的大字報。張永振因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當中共“九大”把林彪確定為接班人後，他在獄中寫的日記中說“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野心家。”這位不屈不撓的共產主義戰士，不幸含冤死於獄中。他臨死前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曆史終將作出公正的判決……不管什麼情況，你們要堅信黨，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奮鬥。”
在新疆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南緣，一九六五年賀龍來這裏訪問時，曾把自己用的手杖贈給了一個腿腳不方便的維吾爾族老農民買買提木沙阿洪，這本來是國家領導人對少數民族的深情厚誼，是極其正常的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根手杖卻成了“互相勾結”的黑“證據”，買買提木沙阿洪遭到接連揪鬥還不算，他的兒子也被捆綁起來嚴厲審訊。買買提木沙阿洪對這些嗤之以鼻，義正詞嚴他說：“向天上吐唾沫，唾沫會落到自己的臉上，你們要的什麼‘黑關係’我們交代不出！”
這些生動的事例有力他說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所作所為，是得不到各民族幹部和群眾支持的。中國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凝聚力，是經得起曆史的考驗的。
五、十年動亂期間一些民族地區經濟建設的曲折發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使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建設受到很大破壞，尤其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製造大量冤、假、錯案，使各族廣大幹部和群眾在政治上蒙受了深重災難。但是，由於各族幹部和群眾的多方抵製，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生產和能源、交通建設，仍有所發展。
十年動亂期間，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工農業生產，受到了很大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民族自治地方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速度是相當高的。據統計，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年平均增長率為10%以上。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尤其是一九六七年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被普遍奪權以後，由於經濟管理和生產秩序被打亂，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降低到隻有4.6%。如寧夏、新疆、內蒙古自治區，一九六七年以後農業生產逐年下降，竟由過去的餘糧區變為缺糧區，並從六十年代末起到七十年代中不得不從外地調入糧食。
1、農牧業生產增長緩慢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運動主要在文教戰線和其他上層建築領域進行，工礦企業及廣大農村尚未受到衝擊，生產秩序和管理機製仍能正常運轉，因此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工農業生產，較之“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一九六六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達79257萬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長19.4%。但是，隨著動亂向廠礦企業和農村、牧區蔓延，各級領導機構陷於癱瘓，處在生產第一線的大批基層幹部或被揪鬥，或因派性鬥爭而被頻繁撤換，一些廠礦被迫停產，農牧民群眾無法安心生產，故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兩年，許多民族自治地方的工農業生產，都有程度不同的下降。如寧夏回族自治區一九六七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74976萬元，比一九六六年下降5.4%。一九六八年又降到68757萬元，比上年下降8.3%。青海省一九六五年的糧食總產量為13.42億斤，到了一九六八年猛降為10.09億斤，竟下降24.8%。某些受害嚴重的地方，農牧業生產所受損失更大，幾乎一直處於下降狀態。如內蒙古自治區，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把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一九五九年提出的在牧區“千條萬條，發展牲畜第一條”的口號，指責為“唯生產力論”，是所謂不抓階級鬥爭的“修正主義口號”，並在“以目亂綱”的罪名下，把畜牧業戰線的大批幹部打成“修正主義分子”，致使畜牧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據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一年當中，全區牲畜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1%。又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固原縣，在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橫行的一九七六年，全縣40個區和公社的領導班子，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變動了38個。同年八月，一次就撤換了19個公社的黨委書記。而該縣的炭山公社，11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全被撤換，63個生產隊隊長換了55個。由於搞亂了幹部隊伍，搞散了人心，該縣的農業生產連年下降。但是，由於少數民族的農村和牧區，大多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動亂的影響在客觀上受到了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