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生存：媒體行業的生存哲學
專欄
作者：高明勇
不久前，一位老朋友打電話聯係我，贈送新作，開口第一句就是：“你還在《新京報》嗎？”
得到肯定回答後，他又問，那你現在什麼職務？
簡單的兩個問題，道出了當下媒體行業職業生存的窘境：要麼跳槽轉行，要麼剩者為王。
如果沒有跳槽轉行，一定是留下做“領導”，如果不能做“領導”，必然會跳槽轉行。否則，就意味著事業不成功——這就是當下社會的評價標準。以前，那種“為理想而來，為理想而去”的真誠表白，在今天消費社會的背景下，或許已被迅速消解。
最近在與一位朋友的交流中，我感慨說，如果是職業媒體人，就會發現：十年前，為了理想而戰，五年前，為了榮譽而戰，今天，為了生存而戰。個人職業感悟如此，媒體行業變遷亦如此。
從“理想”到“榮譽”，再到“生存”，職業目標似乎在逐漸下沉，在“媒體危機”的門檻前徘徊。
這種危機，來自各個方麵，既有不可抗因素的影響，也有無處不在的商業誘惑，還有新媒體的衝擊……多重擠壓之下，媒體轉型和媒體人轉型之類的話題，成為熱門話題。
尤其是2013年，一張報紙的獻詞，足以引起所有媒體的不安；一個記者的倒掉，足以讓行業蒙羞；媒體經營業績的急劇下滑，讓更多的媒體和媒體人體驗到茫然與焦灼。所以，幾乎每過一段時間都會聽到某些熟悉的媒體人離開的消息，有老總，有骨幹，也有新兵，或選擇跳槽，或出國深造，或離開行業，或自行創業。當然，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也有不少新人陸續進入這個行業。
其實，不管哪個行業，歸根結底，還是“人”的因素在發揮作用。一個人向往媒體和離開一個行業，有時候是一個問題，就是這個行業的生存哲學是否足以支撐他走下去，能走多遠？
一般來說，媒體人職業生存的優勢，有職業積累，如對新聞的嗅覺與對信息的挖掘；有人脈關係，如不少記者本身也是知名的社會活動家；也有行業經驗，長期對某一領域報道與關注，就是所說的“條口記者”。媒體人行走行業的“生存哲學”也隱含其中。這一點，從一些媒體人的“出路”可以反證。比如，不久前，一位常年跑衛生領域的資深記者，辭職受雇於一家民營醫院，專司公關；另一位在教育領域浸淫十年有餘的記者，辭職去了教育行政部門，負責宣傳。當然，也有不少媒體人另尋他途。比如，或投身公益，或自主創業等。
我一向認為，對於媒體人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職業榮譽與公信力，這些不僅決定一個新聞人能否體麵地存活下來，更影響著他到底能走多遠。因為，從事媒體業，不僅有理想與現實之分，也有樂觀與悲觀之別。能力重要，很多時候態度更重要。
一家媒體的老總說他最近在研究《大公報》，最大的感慨就是今天媒體遇到的問題，當年的《大公報》幾乎都遇到過。《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謂“新記”大公報時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堅持“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而核心人物張季鸞、王芸生、胡政之等一批優秀報人，也因此彪炳史冊。“四不”就是一種鮮明的態度。這種態度，針對媒體，更針對媒體人。
說實在的，我們缺少像華萊士、法拉奇那樣以新聞業為職業的媒體人，更缺少產生這種媒體人的土壤與機製。但，這種土壤和機製很大程度上是靠媒體人的“生存哲學”建立起來的。
陳永洲事件發生後，我參加了一些小範圍的討論，大家的一個共識是，或許其中還有一些疑點尚待檢驗，但此事件對媒體人形象的影響可能是非常嚴重的。不少一線記者都深有感觸地說，以前出去到陌生的地方采訪，感覺很受尊重，但是陳永洲事件之後，明顯感受到受訪者存在一絲懷疑。
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不久前《新京報》舉行十周年社慶期間，不少網友積極參與互動，有網友問“你們的陳永洲是怎麼回事？”在網友誤把《新京報》、《新快報》搞混的背後，其實更說明了作為職業共同體，媒體人的生存哲學是職業生存的基石。
（作者為《新京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