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新興群體與農民報發展新空間
新聞觀察
作者：趙宗符 花宇
近幾年，尤其是2013年中央1號文件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了大量表述之後，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業現代化、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村社會也在發生一些革命性的變化，直接導致了一大批有知識、善經營的職業農業經營者在農村大量出現，成為鄉村社會中的一個新興群體。這一群體包括農民合作社、種糧大戶、養殖大戶、家庭農場主等，他們正在給中國農村帶來未曾有過的巨大改變。
在這個“三農”領域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涉農類報紙如果瞄準這個新崛起的群體，為這個群體提供服務，將會獲得巨大紅利，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長盛不衰。
職業農民湧現，對農民報有了從需要到需求的變化
中國農村改革啟動以來，農業人口持續向城鎮流動。在農村，青壯年男勞力外出打工，出現了大量留守的婦女、老人、兒童。在農民收入來源中，家庭經營性收入穩定增加，工資性收入成為重要來源和支柱。①務農收入逐漸淪為次要收入來源，農戶逐漸兼業化。
最近幾年，隨著城鄉統籌發展的推進，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效果逐漸顯現。大量資本投資農業，一些企業家、大學生到農村創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湧現，一大批以務農為主要收入來源甚至唯一來源的職業農民出現。“農民”一詞內涵的變化，直接導致了受眾對涉農新聞，從需要真正轉化成了需求。
農民對報紙是需要的。在一些農村的“大隊部”，一些公費訂閱的報紙是很受農民歡迎的。在一些人員流動性較強的農家書屋，閱報欄上的一些報紙，可以被十幾位甚至幾十位農民所傳閱。一些農戶，自費訂報數十年不輟。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農民對精神文化的欲求是非常旺盛的。在電視、網絡等媒體充分發展的今天，讀報對農民依舊有吸引力。
但長期以來，農民對報紙的需要不能轉化為需求；即便有需求，也非剛性需求。按照西方經濟學定義，需求是指在某一價格水平時願意而且能夠購買的某種商品量，包含“意願”和“能力”兩個因素。在現實中，即便農民有讀報的需要，但是因為讀報並非生活必需品，且存在著“搭便車”的渠道，普通農民自費訂報的積極性不高。
新的職業農民的出現，將實現“意願”與“能力”的統一。作為職業農民，農村新興群體對市場信息、技術服務的需要更為強烈，因為這與自己的收入直接相關，讀報成為一種“剛需”。隨著農業經營的市場化、集約化程度不斷提高，在這些新興群體中，年收入過五萬元甚至十萬元的職業農民並不少見。訂一份報紙，對這些人來說，已屬“九牛一毛”。
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的地方農業媒體發展也很迅猛。2000年，全美共有涉農報紙101份，涉農雜誌432家。美國地方農業新聞媒體的蓬勃發展，很好地適應了美國精準農業發展的需要。美國的農民、農產品經銷商和廣大消費者，從本地媒體微觀角度了解與自己的生產息息相關的天氣、化肥、種子、產量、農產品市場的價格和供求新聞。②
在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高度發達的美國，農業媒體不僅未受到衝擊，反而蓬勃發展。在追求精耕細作的中國，農民報更沒有理由妄自菲薄，應更有理由保持樂觀。
農民報促進農民知識化、職業化、主流化，可以成為惠農準公共產品的合適載體
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對農業、農村的傾斜已成為一種共識，公共財政有義務對“三農”進行補貼。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強調，必須健全體製機製，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農民報，可以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提供給廣大農民，是一種較為理想的、適合政府采購的社會化服務商品。這種角色的定位，不僅來自對社會公平的追求，也是我國國情所提出的一種必然要求，農民報進入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係可以更好地適應農民知識化、職業化的要求，有力地促進農村新興群體更好、更快地形成。
歐美各國在培訓農民方麵皆斥以巨資，歐盟國家的農業教育高達農業預算總額的20%～25%。③韓國的“新村運動”，也將對農民的職業教育作為核心內容。我國也進入到了這樣一個“以工補農”的時期，也需要將大量公共資源投入農業生產的各種生產要素上，提高農業的產出效率。在這其中，對人力資源的投資至關重要。
農民報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農村提供信息、技術服務的優良載體。相較於電視、網絡等媒體，報紙有傳閱率高、介質保存時間長、適合細讀等優點，相較於雜誌又有較強時效性。而且，為特定農戶或組織購買報紙，能夠方便地對效果進行評價，能更精準地服務。在農村大眾報的一些訂報鎮、訂報村，通過政府或村集體購買報紙的方式，報紙精準地到達了合作社、種糧大戶、養殖大戶、農村經紀人等人的手中，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例如，2013年初有一家資金互助社，通過農村大眾報提供的信息，向一家缺乏資金的苗木合作社提供了低息貸款。一則有用的信息，其價值將遠遠超過全年的訂報費用。在農民組織化程度大為提高、農村中新興群體大量湧現的今天，這種公共產品的提供，更有目的性，也更具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