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莫斯科分社與國內總社聯係和發稿的手段，通常是寄發航空掛號信，每封信要2.4盧布，一般是每月互通一次情況和報道方針。手續同樣繁瑣，首先要由大使館的譯電員把所要發稿件譯成電碼，再用打字機打出。同時還要把電訊稿譯成俄文。這樣一來，一條電訊稿，往往要發幾個小時。於是，李何、瞿獨伊在發稿時，常常會反複推敲，精打細算，力求少花錢，多辦事。
起初，國內派出的訪蘇代表團還比較少，新華社莫斯科分社的發稿量也不多，後來訪蘇代表團日漸增多，莫斯科分社的發稿量也隨之增加，李何、瞿獨伊的工作量也是越加越大，直到1953年9月，新華社總社又派了李楠到莫斯科分社工作，他們的壓力才有所減輕。
1954年夏秋，李何改任《人民日報》駐蘇記者。從此，他可以直接與蘇聯《真理報》聯係，其采訪活動幾乎遍布蘇聯各地。他陸續向國內發回了數十篇通訊報道，文章寫得都很生動活潑。
因為李何工作出色，中宣部曾經通報表揚。1956年，他作為新聞單位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不久，新華社便任命他兼任了國際部的副主任。
霍獨伊在莫斯科嚴守政治紀律，努力控製個人情感
莫斯科是瞿獨伊的第二故鄉，那裏有她的少年生活，有她的老師和同學，有她的歡樂與憂傷，更有她敬愛的鮑羅廷爺爺及其一家人。她到莫斯科後，首先就想去看望鮑羅廷一家。但此時鮑羅廷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其家人也受到株連和監視。鮑羅廷家住的地方，盡管離新華分社記者站很近，但她作為新中國的記者必須嚴守政治紀律，不得接觸被蘇聯政府監視的任何人。所以，她隻有壓抑內心的情感，一直沒有前去看望他們。
1956年蘇聯政府宣布為冤死的鮑羅廷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瞿獨伊才知道鮑羅廷已在被流放期間離開了人世，不勝悲痛。
那年夏天，瞿獨伊的母親楊之華正好帶領中國婦女代表團訪問蘇聯。一到莫斯科，瞿獨伊就陪同母親前去拜訪了鮑羅廷的家人。她們來到鮑羅廷家時，鮑羅廷夫人正帶著家人在門口準備迎接中國客人。她雖然年老了，但眼神極好，老遠就認出了多年不見的楊之華母女。她熱情地張開雙臂，緊緊擁抱久別的中國客人。霎時間，激動的淚水流滿雙方的麵頰。後來，瞿獨伊就經常去鮑羅廷夫人家串門了，鮑羅廷夫人很喜歡她，常常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紀念品給瞿獨伊看，其中就有鮑羅廷和瞿秋白、楊之華當年的合影。
1957年1月，周恩來應蘇聯政府邀請訪問莫斯科。一天，他讓瞿獨伊邀請鮑羅廷夫人到他下榻的克裏姆林宮來做客。當他看到鮑羅廷夫人身體仍很健康時，顯得十分高興，還詳細詢問了孩子們的情況，並贈送了鮑羅廷夫人一份鄧穎超為她在北京準備的禮物。鮑羅廷夫人手捧著禮物，眼眶裏充滿了淚水。臨別時，周恩來緊緊地握著鮑羅廷夫人的雙手，滿懷深情地說：“凡是幫助過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我們永遠記得鮑羅廷！”
不久，李何、瞿獨伊奉調回國，在他們離去時，新華社莫斯科分社已初具規模。李楠繼任了分社領導，記者隊伍和譯電員共有4人，大小車輛2部，各類通信器材也較他們剛去時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們看著這些變化，感到無比欣慰。
李何回國後，到人民日報社擔任了國際部副主任。他一如既往，勤奮努力，終因積勞成疾，於1962年8月在北京去世，年僅44歲。
瞿獨伊回國後，先在中國農科院情報所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又回到了新華社工作，直到1982年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