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中的《大禹謨》、《五子之歌》、《太甲》等篇也都是東晉晚出之偽古文，經清儒閻若璩、惠棟等人考證，早已成為鐵案。而現在有人做文章時，卻還引它們來說明“仁”的觀念源於夏代。《尚書·周官》篇也是偽作，這是常識範圍內的事，遺憾的是，在一本介紹秦漢職官製度的書裏竟被引來說明先秦官製，豈不貽誤後學？
又如《逸周書》，成書於戰國時代，其中雖夾雜有幾篇年代較早的文字，絕大部分是戰國時人的偽作，或原本不偽而被後人竄亂。如《世俘》本名《武成》，但經後人改竄後，幹支全錯，又加進大量不可信的東西，說武王滅商後，繼續東征西戰，伐越、戲、方，伐麋，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擒霍侯、艾侯等等，與同書的《克殷》全不相合；與《史記·周本紀》說周滅商後，“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幹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複用也”也不合。按據《漢書·律曆誌》引《武成》，武王以殷正二月二十九日誅紂，四月十五日即返鎬京，“燎於周廟”，中間隻有不到兩個月時間，不可能征伐這樣多的方國，故知《周本紀》所說為實，《世俘》所說為虛。《世俘》又詳記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即敦字）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七之誤）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當時全中國才有多少人，俘虜能以億計？如果根據這樣的書來研究西周史，豈不是笑話？
有些偽書雖被采入正史，也不能引用。如《漢書·律曆誌》引《伊訓》中的一句話：“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醜朔，伊尹祀於先王。”這是一句漏洞百出的話：殷人不稱“年”而稱“祀”，而且置於文末，直到周初還是如此。偽作者不懂殷代文例，將它置於篇首，而且還有“太甲元年”紀年，可是殷代、周初都沒有這種紀年法。不僅如此，文中還出現了“朔”字。“朔”是初的意思，用於曆法，表示每月的第一天，它在古書中出現得很晚。最早見於作於周平王時的《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為什麼“朔”字出現很晚？在天文學知識很不完備的上古時代，人們最初是把月亮初見之日（胐）當作一月的第一天。經過長期觀察之後，古代天文學家才知道，一月的第一天並不是在月亮初見之日，而是在此前的二三天，這一天看不到月亮。於是才產生了“朔”的概念。如果相信《伊訓》所說商初伊尹時就有“朔”的概念，則周初不應以胐為一月之首，因此《伊訓》顯係後人偽作，不能認為信史。
四，我國史書中的錯誤，有的是比較明顯的，有的是不易發現的，因此讀書時必須細心，才能避免訛誤。
《史記·六國年表》多誤，如將周顯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改稱後元元年誤為襄王元年，於是襄王之年提前十六年。惠王卒於周慎靚王二年（公元前319年），次年為襄王元年，年表又誤襄王為哀王，於是襄王一人又誤為二。又如於田齊，年表書齊威王元年於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78年），據《竹書紀年》，威王元年當在周顯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年表提前二十二年，因為它在威王之前脫落侯剡與桓公兩代。因此齊伐燕之年本在齊宣王六年，年表則誤為湣王十年，與《孟子》不合。又如年表以趙襄子元年當周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457年）亦誤。據《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杜預注為“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這一年趙簡子已死。《史記·趙世家》“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即本《左傳》哀公二十年文。魯哀公二十年即周元王元年，在公元前475年。這一年冬十一月簡子卒，襄子立，所以《六國年表》以周貞定王十二年為趙襄子元年是錯的。
又如，《六國年表》以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為宋剔成元年。實際上宋剔成元年是在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宋桓侯在位年數，據《史記·宋世家》是三年，與《竹書紀年》所記抵牾。《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竹書紀年》說，魏惠王十四年，宋桓侯來朝，時當宋桓侯二十四年。《竹書紀年》是魏史，所記本國史當不會有誤。《史記·宋世家》載：“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索隱》引《竹書紀年》：“宋易城盱廢其君辟而自立也。”（易城盱即剔成肝），錢穆作《先秦諸子係年考辨》認為，桓侯與剔成在位之年可能被誤倒，桓侯在位當是四十一年，剔成當是三年。據此，宋剔成元年當在公元前340年。